一、昨日的世界

　　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初衷非常实际，希望人们能因此避免同样的灾难一再重演，“如果它能对那些想知道那些曾经发生过、而且根据人的本性来说还会同样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最朴素的事实的人能有所裨益的话，我就会感到满足。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此时此刻，而是为了将来永远”。他冷静公平的描述他所看到的每场海陆战斗，分析着战争的起因与其造成的后果，事物永恒的一面也由此浮现出来。人性中那些本质的弱点和丑陋的一面，都不会比人的身体在进化行为中变化更大，那么细究很多争端的起源都会有共同之处。以修昔底德的观点，引起战争的根源是人类的贪婪。在不同时代里，不同环境中，贪欲引发了各种斗争甚至战争。这部战争史就是要记录不同环境下人们采取的举措造成的恶劣结果，让后来那些也处在类似境地下的人能引以为戒，不要再走上同一条迷途，制造无谓的损失和伤害。

　　当然，几部历史书籍远远不能阻止更多的战争发生，更多的是只能作为记录和警醒。那些由前人经历过、见识过的苦难，仅仅是通过记忆，很难传递，也无法长留于心。当生活归于单一的平静，没有平步青云的狂喜，也没有式微衰落的颓败，从未经历动荡，也未曾面临险境，有的只是跟随同样的节奏慢慢随时间变化着的小小愁绪。那么，人们面临最大的敌人便只是时间，悲伤和痛苦的记忆也会逐渐成为泛黄的一页纸张，化作前尘旧事。至于世界各个角落从未停止的争斗，也只是出现在报纸角落上的一张图片和几行墨汁。枪炮的声音传不到大多数人的耳中，他们无从体会，也更加无法理解。而一旦战争的苦痛再次翻开棺木，推搡着新的时代卷土重来时，世界又将陷入一次疯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一战爆发后的颠沛流离中，一直渴望着和平，却还是在1939年的一个上午，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德国人入侵波兰的消息后，默默走开了，他比大多数认为战争已远去的人清楚，和平再次覆灭。他明白，此刻收听到此消息的人，会有成千上万人死去，战争再次带来了绝望和危险，无尽的悲伤和满目疮痍。1939年英国的八月和1914年奥地利的七月，都是迷人而安谧的，而就是在这不可思议的美丽的一天，阳光挥霍了世界上最后的几缕热情。恰恰是这样的一天，似乎是可以预知却又是难以阻挡的。

　　就是这样，人们经受自己制造的苦难，不断反思，不断重复，不断遗忘，每个环节都必然而不可或缺。对于那些曾因为争斗流离失所，多年后仍然背负着沉重回忆的人，对于那些谈起“我的家”便沉默不语的人，对于那些很多被时间埋藏在心底的故事，他们都成为了历史迫不得已的见证人，不可能避而不见，不可能置身事外，哪怕是多年后，曾经的记忆也会再次不期而遇，就像引爆了一枚定时炸弹，开启了埋藏的往事，让它们以各种方式再现于世。那种故事不是随便就可以在阳光下大肆讲述的传说，是在黑夜里才能娓娓道来的昨日倒影。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过后近半个世纪，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曾经经历风暴的地方。英国制片人马克找到匈牙利的导演卡罗利•马克，想让他拍一部有关于匈牙利事件的电影，不知道为什么鲜少有人去讲述有关那次事件的故事，他认为也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四十多年过去了，匈牙利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经历了二战和国家变革的卡罗利•马克，并没有将“布达佩斯的漫长周末”（Hét Pesten és Budán,Egy 2003）拍摄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反思电影，或者是政治观点过强的影片，甚至他刻意回避了一些政治问题。他没有像昆德拉那样旗帜鲜明地演讲、求索，年过七十的他不再有年轻时那种爱国主义的狂热和追求自由的激愤，他讲述了一个男人回到故乡的故事，在那里，过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被他抛弃的人和事物又重新回到他的生命，他不得不从中找回自己，审视曾经的事件带来的累累伤痕，摘除安放在体内的那颗炸弹。镜头随着他的归程，审视着布达佩斯的容颜，就像多年后又见到的老情人，面容模糊却一眼就能认出来，在它美丽的容颜下有着遮掩不住的憔悴。到了今天，布达佩斯仍旧处在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过渡期。

　　影片主要讲述了不同时光中的爱情——对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所做出的诠释。匈牙利事件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正是这起复杂的政治事件，造成了这段不同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跟着伊万的目光，他情感脉络的延伸，布达佩斯的景象犹如一团漫无边际的水汽，慢慢汇集成云彩，在每个人的心中投下一片光晕环绕的阴影。

　　伊万•蒂勒格走在瑞士卢加诺湖畔的宅邸，郁郁葱葱的绿意被朝阳镀上了一层鹅黄的光晕，绿树花园环绕在周围，房屋边伫立的劲松、花草和缠绕着藤条的葡萄架，都诉说着这是一片没被污染的净土。接下来的早晨，和往日并无不同，他和妻子吃了早饭，谈到要长久居住在这里，把这里当作“家”。她不会想到丈夫在接下来的周末一个人踏上的去往布达佩斯的旅途，没有一句解释。普通人不会如此突然地不辞而别，一语不发，只是一个劲地奔向遥远的城市，好似要奔向另一段生命，奔回被自己抛在身后的五十年时光。

　　而一切只是缘于伊万在清晨接到的一个电话，话筒中传来一个男人低沉扼要的声音，“玛丽病危，速到圣约翰医院来。”短短的一句话，像迁徙的鸟群带着清晰的往事，飞过森林，越过山峰，跨越海洋，蓦然站立于他的床前，穿越了他的身体。令人晕眩。生命之杯被打翻，散落一地的水滴撞击着宁静的卢加诺湖。一个被时间抛弃的人又重新开始了生命的计时，此刻，“往事像另一颗心脏在他体内跳动。”

　　二、往事像另一颗心脏在跳动

　　（1）现在

　　每当太阳升起，光线透过微微拂动的树叶，掠过渔人塔的尖顶，穿过古堡的拱门，洒在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水面，布达佩斯都在用自己的美丽讲述着一个属于童话王国的故事。但是，在电影中的布达佩斯却是另一番面容。导演放弃了阳光下温情脉脉的城市，选择了灯火闪烁的夜晚，黑暗撕扯掉了美好的假象，浓重的回忆弥漫在街灯的光晕中。

　　伊万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回到了曾经的故乡布达佩斯。车上的司机不停的告诫他，要付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不低的小费，钱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对于街上遇到的一个卖报纸的人，他不屑地告诉伊万，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浪人。从伊万的眼神中不难看出，这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故乡，它变得冷漠、世俗，在浪漫的外表下有着不堪一击的内心。这不再是一个人们邂逅真爱的应许之地，街道上的墙壁，随处可见的涂鸦，透露着混乱、破败的气氛，处处都涌动着贫困、不安和暴力。短短几天内，伊万遇到了各种行乞的人，不少失魂落魄的人。到达布达佩斯的第一个白天，他就在街头看到一辆车险些撞到一个路人，那个路人不仅愤怒得破口大骂，还掏出手枪向车窗射击。这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与清晨静谧的美丽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走在童话与地狱的交界，幽蓝的火焰在无形的烧灼着这片土地。车中的女人（安娜）脸色苍白的跳下车子，惊魂未定地问伊万，您都看到了吧？愿意去警局给我作证吗？可是不等伊万回过神，她就马上失望的说，您一定不想卷入其中，还是算了吧。尽管伊万后来又打过电话，真诚的表示自己想要帮忙，女人还是一口咬定他没有诚意，挂上了电话。此情此景，外面的人都会不禁自问，这些人都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们如此小心翼翼的防范，对任何人或事情都不再相信？

　　曾有人问过本片的导演，会不会担心匈牙利观众看过这个电影，会有激进的人跑出来抗议？他说，从没有担心，因为这就是在这里每个人所经历过的生活，大家每天都会看到不停有人消失，有人被秘密警察带走。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习惯戒备着生活，防范着任何陌生人甚至是亲友可能带来的威胁。看过影片，就会发现，不要以为持有枪械的就是坏人，就是恐怖分子，比如那个向司机开枪的人，后来安娜再次在街上遇到了他，准备和他理论，那个男人不无歉意地说，他并不是什么凶徒，只是那天他特别失落，喝醉了，酒醒后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

　　虽然至今为止，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在影片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秘密势力的存在。给伊万打电话的神秘男人，叫做佩尔•博扎，伊万在医院遇到了他。他总是裹着黑色的大衣，像是包裹着他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和可耻的过去。他总是无所不在，出现在很多地方，仿佛动一动手指就能解决所有事情。伊万在遭遇了一场小型的地域枪战后，作为目击者被警察盘问，是博扎出面帮他解了围。当伊万为如何照顾身体衰弱的玛丽卡时，他又出现，让伊万不用担心，他已经在瑞士帮玛丽卡安排好了一个工作，只需要奉劝她接受。在一次交谈中，他也坦白的说，他憎恨自己身上的那些过去，他讨厌作秘密警察，做肮脏的事情，但对于既成事实的东西，总是难以改变的。不能说他是没有感情的人，他也深爱着玛丽，为她默默地做一切事情，照顾她，送给她花和糖果。但却无法赢得玛丽的爱情和尊重，因为他的爱夺走了玛丽的自由与尊严，他的爱掠夺着太多的牺牲和痛苦。这些痛苦，不仅仅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也是环境中那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推搡着两个人走到了今天这步。你说这是爱情？她认为这是肮脏的交易。

　　除却这些背负着罪恶与伤痛的人，还有想尽办法逃出布达佩斯的人——照顾玛丽卡的护士，她恳求伊万把她带走，她愿意当情妇或者随行护士，只要能离开这个国家，让她做什么都行。不仅在布达佩斯，在世界上很多遭受创伤和贫困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人渴望逃离，可是国家就像一个牢笼把他们死死的抓住，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外面繁华似锦的世界叹息。对于那些有幸逃走的人，比如伊万•蒂勒格，他拥有了大把的财富，住在全世界最美最富饶的土地上，依然若有所失，午夜梦回，却是这片曾经想要杀死他的土地。就算能逃走，他的过去扔深深扎根于此，他生命中的一部分都流失于此，无法带走，也动弹不得。况且这里不仅只有痛苦，也有他最值得宝贵的东西，他的家。是的，他把这里称作他的家。在电话里，他和自己远在瑞士的妻子阿芒达解释，说这边出了些事情，他必须回家看看。阿芒达愕然地问他：“你把那里称作自己的家？那个想要杀死你的地方？”是啊，不管这里多么不好，却仍是他的家，他一辈子都想回来的地方。正如许多前苏联的作家，当时遭到政府的迫害，离开了祖国，却穷尽一生都想回去。他们憎恶的是这片土地上的罪恶，他们热爱的是这片土地，因为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属于这里。

　　（2）过去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

　　茨威格那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被动荡的时代多次倾覆了家园，饱尝了所有灾难，经受过恐怖统治的压抑、渡过经济崩溃的恐慌、遭受政治流亡的磨难，他说“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最后他因为对世界巨大的热情带来了绝望，和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几个月后，二战结束，迎来了他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和平。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痛苦，就看你回过头怎么样看待那样的痛苦。大马哈鱼出生在河流之中，长大后就顺流而下游入海中生长，每到性成熟后，它们再逆流而上，穿越险滩，遭受捉捕之险，纵然伤痕累累也要回到出生地，完成生命的轮回。简单的说，“它们为了性，但也是为了生活”。

　　伊万•蒂勒格用了四十年完成了自己的旅程，回到了他的家乡。回来的那一刻，玛丽卡•托瑞克险些因为见到他而诱发的心脏病丧命。那颗许久不曾跳动的心，再次开始跳动。他无法得知她如何度过的这四十年，独自一个女人，要靠陪权贵人睡觉抚养女儿，每天用酒精和毒品麻醉自己，饱尝生活的艰险。他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多年前的短发及肩，青春洋溢的笑颜如花。他翻阅着以往的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带来的清晰如昨的记忆。一张照片就能穿越时空带一个人回到过去。与其说旧照片揭开了过去的伤疤，毋宁说那些美好的日子又再度回到了身边。玛丽的微笑，玛丽的卷发，玛丽娟秀的笔迹，玛丽暴躁的脾气，她用美丽、聪明、才能和懒惰赢得了他的心。

　　每个星期六，他都会坐火车来，她会拿着许多面包在车站等他，因为他总是吃不饱。他总有用不完的精力，不停地奔跑。他们在朱茜的公寓生活，在床上做爱，他用嘴喂水给她，因为他总嫌公寓里没有一个干净的杯子。那个时候，玛丽不需要酒精的麻痹。他们有爱情。在那个被掠夺一空的时代，他们只剩下爱情。

　　说起他在匈牙利的最后一个晚上，他永远记得，玛丽斜靠在朱茜公寓的窗户旁边的样子，台灯晕出的淡淡微光笼罩在她美丽的脸上，让她一只眼睛显得特别大，另外一只眼睛却被阴影遮盖。她推开了窗户，随之手臂滑落了下去。然后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奔赴了逃亡的旅程。他记得那个画面，永远都记得，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梦到她——梦到她脖子上的青筋崩裂出来，梦到她捏紧拳头的样子，梦到她……他想要回家，想要见到她。

　　再一次见面，他们都百感交集，她一语不发，只是要来了他的手帕，微笑着说，依旧是记忆中的薰衣草香。她像回到了少女时代，单纯依恋地望着他，说，你介意我的皱纹吗？

　　如果没有存在于那个时代，这将是一段完美的爱情。

　　四十年后，玛丽揭开了那段爱情下丑陋的一面。她一直都在帮助匈牙利的秘密警察监视身为石油大亨的伊万。她告诉克格勃他都跟谁联系。然后他就入狱了。那时候，她还是一个20岁的天真女孩，刚走入大学校园，没有想到事态的严重，听信了谎言，一心只是爱他，担心他，想要救他。匈牙利事件发生的第二年，秘密警察又让她去英格兰找他，继续监视他。她为了见他，什么都做了，也不管他知道真相后会多么震惊。只要跟他在一起，她就很幸福了。他们在病房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旁边病房正在急救一个病人，最后她的心跳结束了，预示着他们的爱情终将走向一个终点。她爱他，却让他遭受了牢狱之灾，或者这并不是她的责任，却是两人之间无法抹除的鸿沟。

　　“你被关过禁闭吗？他们有没有搜查你身上的铅笔、火柴或是香烟？有没有把你和最壮的犯人关在一起，让他把你打得半死？或者是跟他们最臭的一个关在一起，让你睡不着觉。你的被子没有叠好，有没有扇你耳光？”伊万的这些回忆，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痛苦。

　　她曾经想要一个孩子，他却害怕承担责任，收拾行囊，离开了她。没想到，她却已经怀有了他的骨肉。“爱是不能重复的，也不可能继续，不然只能迎接死亡。”玛丽终于厌倦了等待。她看到了这份情感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消失了，他们能拥有的只有回忆。

　　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他们也不会拥有这样的爱情。“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他才算真正的生活过”。（斯蒂芬•茨威格）

　　（3）未来

　　“我对幸福做了神奇的研究，没有任何人能逃避它。”——兰波

　　卡罗利•马克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对于爱并不太重要，在爱里，只有今天和明天才最重要。

　　安娜•托瑞克就是属于伊万的未来。从第一次看到她的车窗被人用手枪射穿，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和自己的生命紧紧相连。不用多问，安娜就知道他是消失了多年的父亲。他们之间有好似情人的关系，充满着温馨、争执与暧昧。他给她做饭吃，给她买房子，想要重新走入她的生活。他从来不问安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不用做什么验证。是自己的孩子，总会知道。左肩胛骨上的胎记是他们血液相连的证明，他们互相抚摸对方的胎印，她甚至亲吻了一下。轻柔的爵士乐像在吹奏一曲情歌，悠扬、抒情，衬着最后相拥的身影。爱可能以各种形式闯入生活。伊万一直都不想要孩子，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却不顾一切地想要照顾她，疼惜她。

　　安娜和母亲一样神经质、脾气暴躁，像颗定时炸弹，喜怒无常，上一秒还温情脉脉，下一秒就爆炸得伤心遍地。毕竟，这个称自己为父亲的人那么多年。她13岁的时候被老师猥亵的欺负时候，他在哪儿？她和母亲为生活的贫困担忧时，他在哪儿？是的，他不知道她的存在，她还是要不停地折磨自己，抵抗不住这整个事件给她的生活带来的侵害。

　　挥别了夜晚的阴霾，他们一起回到了伊万童年时的住宅。在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公路，两旁掉光叶子的大树整齐地站在两旁，准备迎接第一缕春风。远处是山峦，或许还有平原、河流和大海，这些景色都画在了一张巨大的蓝色画布上，绒白色的云朵整齐的聚集在一起，向前方移动。刚开始的天气还有些昏暗，然后阳光便毫不吝惜地露出了笑容。阳光下的布达佩斯难以掩饰年龄和忧伤。回到住宅的伊万，看到了他的马厩，妈妈的玫瑰花坛，还有之前每个下午的时光。他和安娜围着篝火，讲起他14岁的时光，喝着酒。住在同一个房间，听着窗外的汽车声，沉默不语。安娜希望父亲学会遗忘和原谅。因为无法原谅才难以遗忘，始终纠结在心头，成为他始终背负的过去。

　　最后，伊万回到了瑞士卢加诺湖畔，妻子阿芒达已经不堪忍受，搬出了住所，剩下空荡荡的豪宅，倍显凄凉。他已然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他最后又找到了什么呢？难道只是最后物是人非的寂寞？

　　这时候安娜打来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互相倾诉自己的孤独：“我好孤独”——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今后将不再孤单。他又再次找到了他的家。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681976/

这种黑色悬疑喜剧的片子不好说始祖是哪里，
但是起码盖·里奇发扬光大了。
几部下来于是也看到了模式，好人终归有好报，
坏人和坏人最后总能阴差阳错的搓到一起火拼然后全部死翘翘。
或者或者严肃一点，像“夹心蛋糕”，有我们喜欢的人严肃的死掉了（我剧透了！= =）
没有所谓好或者坏的结局。

我对“疯狂的石头”没有那么喜欢，只是觉得中国也有人这样拍片了，
真的不错。我们要与时俱进。
我后看的“两杆大烟枪”，真的不错，从细节都非常认真，好人坏人都有型有款
配乐特别有特点，每堆人物有不同的音乐，又能相互融合，
构成一组和谐的交响乐。
不是说这两部像，但起码算一个类型的电影吧。都发表一下感慨~
然后今天看到了“疯狂的赛车”，怎么说呢，看得过程有些疲劳，
不知道是视觉还是审美，反正总觉得有些累。
从黄渤一出场，我就等着看他倒霉，好运如滔滔江水一去不回，
但他是好人，倒霉到一定程度，他总会获得平静，对此似乎一点不用担心。
所以，就没有了被悬念牵扯的感觉。
一路下来，各种巧合，各种你来我往，我都觉得令人疲劳，
这种故事本来就是编的，但得让人觉得好玩儿，意料之外才更可爱吧～

从猫和老鼠的互残游戏里，我们发现我们多么喜欢这种摧残角色的戏码，
于是电影里每个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摧残，
不管是坏人李法拉，从半身不遂到英勇牺牲的教练，少了手指的黑帮
还是客串几分钟的宁浩，没一个人有好果子吃。
我就觉得这些人出现在电影中，就是等着被导演摧残的- -（好可怜）
要说真正逗乐我的场景，我还真想不出来，
我总觉得很多场景似曾相识，比如吃骨灰，被杀的人加价买命，
包括冷冻车里的场景。
其实桥段肯定就那些，主要看是否玩出了自己的花样，
起码在这里我没看到太多惊喜。
最后说一下配乐吧，从十面埋伏 到 台语粤语歌，
然后再来段美声合唱（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吧）
我就觉得一个字“乱”。虽然是配合了人物场景了，
但怎么听怎么乱，不够互相融合。
所以说，细节上就败了下来。

宁浩似乎喜欢找长相比较有特点的演员，这不坏，
这没问题，但是当满画面都是满脸不平，刻意丑化，被打得歪七扭八的老男人脸，
我实在有些感觉到视觉上的摧残。。。（是说摧残到底吗。。。）
热内也喜欢找奇奇怪怪的人演戏，
但是他贡献了塔图和一个１３岁的精灵小美女。
说明恶趣味并不代表没有品味，也可以寻找到美的东西。甚至更美哦～

对本土电影很难说什么。
说两句意见，人家可能就会说不能对本土电影要求太多，
我们就是看个乐子。
但我觉得如果永远把标准定得很低，自我安慰，永远不能进步啊，
要永不满足，永远高要求，才能有更好的电影。（标准该是一样的，不能因为是自家人的就双重了不是。）

PS：本来本土文化的幽默更应该让人觉得有趣，

我却觉得盖·里奇的新片“摇滚黑帮”还让我多笑了几次。

（二人的新片都发挥一般，但是还是更喜欢“摇滚帮”～）

　　“纯真”（Innocence 2004）在上映的时候，遭到了观众两极的评论：不喜欢的人，认为电影从头至尾，都让人恐惧、不安，无所适从。喜欢的人则十分投入，认为这是一次奇妙的体验。唯一相同的是，没有人能看完后无动于衷。

　　一切都像生命一般静谧，然后隐约有了轰鸣的回响，声音不断壮大，向前奔涌，紧接着画面一亮，镜头出现在了激流的水下，水的重力不断向镜头压迫来，水泡的翻涌像是窒息前的奋力呼吸。在失去呼吸的前一秒钟，又被拉出了水面，看到了险些淹没画面的山间溪流。那是一次结束，也是一次开始。生命又归于平静。随着镜头的切换，走入被层叠的树叶遮盖了天空的森林深处，潜入了一个狭长幽暗的地道，微光被地面潮湿的石头反射出一条弯曲的通道。地道一眼望不到最深处，只能看到下一个路口需要转弯。走到尽头，是一扇木门。穿梭不息的风声在耳边遥远地轰鸣着，随着画面不断的攀爬而逐渐远去。阳光从窗格倾泻进屋子，把清晨领进了密实的房屋，精致小巧的家具被渡上了鹅黄色的光，让人仿佛置身于女巫的姜饼屋。女孩们打开了地上的棺材，一个小女孩从里面坐了起来。

　　一切只是梦境的开始。

　　自此，影片的神秘氛围令人陷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好奇心牵扯着人禁不住不停摸索、挣扎，像是要从一场难以预料的噩梦中醒来，又被其中神秘的力量束缚着难以脱身。后来干脆就充当了冒险者的身份，享受着其中带来的恐惧与发现的乐趣。它有着梦一般难解的逻辑，也有让一切变得理所应当的荒唐，它来自于真实，又如坠云雾。阿兰•威尔莫曾这样解释这种感觉：“电影观众往往处于极为特殊的状态，处于意识和潜意识的中途：像梦一样，电影处于一种有意识的幻觉中，这种幻觉产生于放映的条件本身（黑暗、光束、配乐）。结果，电影可以允许自己摈弃逻辑，它做到这一点要比日常语言容易得多。”电影让看它的人都做着同一个梦，不过每个人会扮演不同的角色。画面和声音的配合，让奇异之事变得更加真实，因为它确实存在于眼前。就像影片中棺材中里的小女孩依莉斯，第一次来到这里，充满了好奇，她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家”。她后来也问过几次，都得到同样的答案。这不能算作一个满意的答复，却也是毫无破绽的回答。意识最终败给了画面，它让人放弃了对于现实逻辑的反抗。正因为如此，艺术才能让叙述手法变得更加大胆。

　　电影改编自魏德金的中篇小说，不过，这更像是一部关于少女的成长，关于导演露西尔•海蒂兹哈里罗维珂自身体验的电影，她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点，在原有故事的框架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虽然电影是合作的艺术，但是如大多数人认定的那样，一部影片的真正作者是导演。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导演有各自的讲述方式，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在故事中设置密码，能解读这种密码的观众就能享受其中，因为人们喜欢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与电影相吻合，产生同感，才能有共鸣。人们无法喜欢自己不能认同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另外一些人会感到不快。热拉尔•贝东写过：“艺术作品不是取决于作品本身，而是取决于它所针对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赏识取决于特定的个人，取决于他的过去、他的教养、他的种族、他的环境和他当时的心情”。当看到同样的信念和理念，遇到同类的人，人们就能得到存在的肯定。鲁西尔曾经让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结果她们都很喜欢，觉得在真实生活中能够遇到相同的事情。当然，这不只是一部关于女孩的电影，也有生命中那些难以解释的谜题。

　　如果一定要细究电影的时间背景，应该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还要男女分校，社会中仍对女人有着优雅的标准，女孩们主修的课程是舞蹈，舞蹈能让她们懂得优雅。她们通过棺材被带到这个学校，没有人探望，没有人寻找，仿佛被家庭遗弃，却被学校以奇怪的方式选中接纳。不同年龄的女孩，都拥有自己的颜色，最大的女孩带紫色发带，最小的带红色发带。每到夜晚，森林深处就传来轰鸣声，像是野兽的低吼，又像树林的召唤。有一些女孩会循着路灯微弱的光亮，走进森林的最深处，她不会说自己去做什么，见到了什么，也不会有人问。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按着时间做的，时间却像隐形一样，只有夜晚白天交替时，才露面一小会儿。

　　影片从三个不同年龄的女孩的角度讲述：初来乍到的依莉斯，叛逆的艾丽丝和即将离开学校的彼安卡。

　　依莉斯是年龄最小的女孩，带红色发带。她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学校，心怀思家的眷恋，对一切都充满疑问。年龄大些的女孩子教她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要学会顺从，不要吵闹，在这里，外出是禁止的，走出这片森林更是不被允许的事情。女孩之间互相传颂着可怕的传闻：如果被发现离开这里，不仅会被抓回去，还要永远地留在这里为女孩们干活。上课之外的其它时间，她们会在水中嬉戏，在森林里荡秋千、跳舞、玩耍、奔跑，厚厚的围墙阻碍了她们和外面的世界。

　　如果你不想让小孩去哪儿，或者做什么，就要给她们讲可怕的故事。这些约束保护她们不受外界伤害，也限制了她们的自由。不过，对于另外一些小孩来说，越是有可怕的故事，就越是好奇，越有探索的欲望。依莉斯试图跟踪彼安卡，却在大房子里迷了路，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了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还发现了学校所在地区的地图，除了校园的几栋房屋，四周都被树林环绕。她还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屋子内，一个男人在对一个小女孩说，不要怕，然后拿起旁边的针。依莉斯发现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因为缺乏说明而显得危险，你不知道它只是一件摆设，还是有可能伤害你的野兽，就像你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医生，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你甚至可以依据想象，随便杜撰一段故事。依莉斯不会得到任何解释，能听到的都是女孩间们口耳相传的奇异传说，于是那些影像就愈发的显得耸人听闻。当一切安静下来，她能听到的是更大的轰鸣声。

　　女孩子之间不只有互相关心，如果打斗起来，残忍程度绝不亚于两个男孩子掐架，而且越是小孩子，越是对善恶的观念更加模糊。天使的外表下面，她们善妒，斤斤计较，脆弱也强悍。她们比男孩子更加喜欢勾心斗角，以大欺小。依莉斯的到来，使得塞尔玛不再是最小的女孩，摘下红色的发带。她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说为什么，可能真没什么具体原因，嫉妒总是来无影，去无踪。也许她只是不喜欢被夺走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她在树林里用树枝狠命的抽打依莉斯，还满意地舔食着沾到手上的血渍。变成蝴蝶之前的毛毛虫，总是样貌丑陋的，拼命啃噬树叶，谈不上任何美感，不用维持美丽的外表翩然起舞。

　　与依莉斯差不多同时到来的劳拉一直都很沉默，她只是说自己会很快离开这里。大多时候，她都蜷在角落里，抱着双腿。没多久，她就乘着小船离开了学校。在岸边不远处溺水。送她来这里的棺材，又成了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途径。小孩子会经历死亡，那不算是一种恐惧，而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它不会被忘记，但想起的时候，总像是一场似有若无的梦境，看不清楚其中的许多细节，某一时刻的场景却会不断重现。也许是那天的天气，或者是午饭后朋友说的一句话。我听说过的一个孩子，当年在摸了一只蛤蟆后，认为自己的会中毒死掉，于是一个下午都孤独地坐在小河边，等待死亡的降临。对于孩子，死亡是一个符号，一种仪式，一个不远不近的幽灵。

　　艾丽丝戴蓝色发带，已经学习了几年，对自己很有自信。这是个微妙的年龄，一方面她们不再对环境生涩，另一方面她们有个特殊的机会验证自己的能力。校长每年都来一次学校，挑选最优秀的女学生离开这里。这是离开学校最快的方式。她们不需要冒险走出学校，她们有更好的途径，提前蜕变成蝴蝶。艾丽丝就一直怀揣着这个梦想，一心要被校长选中，趾高气昂地离开这里。

　　艾丽丝也同其他女孩一样，期待离开学校，看看外面的世界，挣脱这个巨大的限制。不能说这里不好，但是如果有不让孩子去做的事情，她们一定非常想做。这种执着有时是件好事，有时却能让她们折断还太幼嫩的翅膀。艾丽丝就因为承受不起失败的打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窗外的天气变得寒冷，路面上的白雪斑驳，露出斑斑点点的土地。虫儿不再鸣叫了，只有乌鸦扯着嗓子干嚎。森林依旧会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深锁的窗子，干枯的枝丫仍旧遮盖着天空。一只青蛙来不及逃走，被冻在了湖水中。

　　艾丽丝选择了翻越过围墙逃跑，当她双脚接触另外一边地面的时候，听到了不属于学校的声音——狗叫和几声枪响。预示着她到达了另外一个世界，是好是坏都是艾丽丝的未来。她的叛逆给她带来了一个难以预料的转折。

　　冰雪融化，森林各处的野花都争先恐后的盛开，蒲公英准备好了随风启程，颜色鲜艳的甲虫在树叶上牌来爬去。毛毛虫使劲抱着树枝，到了破茧成蝶的季节。

　　彼安卡是这里最大的女孩，安静、懂事、优雅，她代表了这个学校所有的优良传统。难怪依莉斯都非常喜欢和依赖她。她要进行一次登台演出，然后结束这里的生活。不到开演，幕布是不能拉开的，她们要做的就是一直微笑和起舞。她们戴上翅膀，准备一次飞翔。她们会初尝登台的恐惧和失败带来的压力，当然还有赞美带来的荣誉和虚荣。

　　演出后，彼安卡偷偷溜下了舞台，终于知道了地下道尽头的木门后面是什么。有时候，苦苦寻找，却发现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人物。彼安卡拿着收集来的那些属于外面世界的东西，体会着逐渐成熟后的萌动和新奇。不过，她的心里也很复杂，她想走出这里，又害怕改变，当走的时刻到来，她又心生无限眷恋。在理查•库克的音乐“Returnto Misty Mountain”中，彼安卡拉着依莉斯的手，最后一次走向了森林的深处。

　　两个女老师带着这些毕业的孩子，乘上了离去的地下列车。她们不会看到如何离开的风景，就像她们来的时候一无所知。彼安卡问老师：“我们会遇到什么？”老师只是回答：“你很快会忘记我们的。”学校里又送来一个新的棺材，提醒了时间的流逝。彼安卡被送到了一个明亮宽大的地方，不再有密林蔽日，阳光可以从各个角度照进建筑。天空第一次毫无遮拦地摆在了眼前。彼安卡脱掉鞋子，卷起衣裙，跳进了水池，来自森林深处的单纯让她还不懂得羞涩。她走进喷泉的中央，一个男孩子从另外一边向她靠近。

　　彼安卡的童年正在向远方退去。

　　画面又沉入了水底。这是一个结束，还是一个开始？

　　导演喜欢借助于水的魔力。水在这部影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变化多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女孩子们的生活中。它存在于溪水中，雨滴里，露水上，还凝结成了雪花，最后以喷泉的样子结束了旅程。它包含了女孩们的快乐、满足、好奇、死亡、新生。它是令人惬意的清泉，也是令人压抑的洪流，它代表着时间的脚步，匆匆不回头。远远看去每一刻流动的水并无不同，其实下一刻的水流已经同上一刻的水流包含着不同的水滴。就像那些梳着不同颜色发辫的女孩，不变的只是一根根发带。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女校中，最大的女孩11岁，最小的6岁。还有另外一些成年女性的出现。她们有两个女老师，一个是自然老师，一个是舞蹈老师艾勒瓦小姐。前者说话温柔，腿有些跛，后者美丽却很严厉。她们为何出现在这里？她们是谁？是以前这里的学生吗？电影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她们是女人失败的榜样，虽然美丽却很不开心。在她们内心中还有一部分没有长大，就和这些孩子一样。艾勒瓦老师曾经告诉依莉斯，顺从是得到快乐的唯一办法。可是她却无法从顺从中得到快乐。她无法改变什么，只能在劳拉溺水之后，躲在角落里哭泣。女孩们的时间随着发带颜色的变化，在不断前进，她们的时间却停滞在了这里。

　　瓦莱里曾经写过：“电影可以极为出色地满足人类看到自己如何生活的目的和需要。”虽然“纯真”绝不算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它神秘，充满着太多未解的谜团，但是女孩们，曾经是女孩的女人们，甚至男人们，都能从中或多或少的看到自己的生活，就像从镜中看到自己的走路的样子，从窗前俯视自己从街道中穿行。看到自己躺在棺材中，喃喃自语地说，“再活一次”。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621611/

　　一、维斯康蒂的乌托邦

　　（1）建立在新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意大利电影

　　利诺•米奇凯在1975年写道：“不管是相似、对立，还是保持距离，意大利电影的现状都是建立在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基础之上的。”这句话道出了新现实主义在意大利电影中的地位，而具有如此地位的新现实主义，也由于其“把猫狗放进同一只口袋”的复杂性，在诞生的半个多世纪后，让人仍旧难以对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当然，看一部意大利电影之前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研究一遍电影发展史，了解意大利的艺术根基（歌剧对于电影的独特影响，电影与文学的交流），抓住作品创作的特点和时代背景，就能更好的体会其中的含义。因为不论在任何时期，“意大利电影也始终忠实于它的艺术根基和传统”。

　　法国电影很多都不以近十年的历史为创作背景，而意大利影片就正好相反，突出的特点就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动态，、。电影几乎可以作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一种记录。这也是为何当时的法国评论界在观看意大利电影时，总会对意大利人对现实的热爱表示一番惊异。

　　在拍摄了“大地在波动”（The Earth Trembles 1948）这种挑战巅峰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之后，“小美人”（Bellissima 1951）被认为是维斯康蒂向玛尼亚妮致敬的最后一部新现实主义电影。正如开头利诺•米奇凯的引言，“白夜”（Notti bianche,Le 1957）虽不能算是新现实主义作品，但却走入了背离新现实主义的行列。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因为强调“电影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介入’”遭到左派评论的指责，说他们“过度重视形式，对个人主体的偏爱和对机体主体的放弃”。从1956年到1957年间有多部以“个人生活、梦想、夜晚和雾天的孤独流浪，看破红尘”为共同主题的电影，费里尼的“卡里比亚之夜”，安东尼奥尼的“呐喊”，还有维斯康蒂的“白夜”都具有如此特征。不过，它们的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导演想表达的意图还是截然不同的。有些影评人现在谈论起来，仍旧认为“白夜”是维斯康蒂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这样的电影。他将“新浪漫主义色彩”揉合进个人的生活困境，在那个理想主义崩溃的年代，乌托邦被时代摒弃的时代，维斯康蒂建立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

　　影片拍摄的年代正好是匈牙利革命的第二年。1956年，匈牙利总理寻求中立的呼吁引发了全国的反苏浪潮，苏联派兵进行了镇压。那段时期，苏联内部也召开了激烈的党代会。社会各界秉持着自己的看法，这件事情也促使很多文化人物放弃了极左主义的理念，引起了左翼政党的危机。一些人开始质疑之前的信念，乌托邦随着理想主义的分崩离析沉入了深海。维斯康蒂在这个时候，用四个夜晚的两段爱情，表达了自己坚持的理念，不会因为所爆发的事件冲击而动摇。

　　（2）幻想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著小说中，男主人公是一名孤独的幻想者，实际生活对他来说非常遥远。他的世界是存在于太阳底下的稀奇土地，既有“纯属幻想，炽烈理想化的东西，也有相当平庸的东西”，他一无所求，算得上十分满足。与平常人向往的生活不同，他用幻想重塑现实中的生活，随时决断，随时翻新。少女娜丝金卡则是一个处于昔日与现时爱情的边缘，难以抉择的困境。

　　维斯康蒂不仅将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从俄国的彼得堡移到了坐落于意大利西岸的里窝那，对人物的性格也做了一些改动，让少女娜丝金卡（在电影中她的名字是娜塔丽娅，为了统一本文中均称娜丝金卡）成为了幻想者，对虚幻爱情坚贞不移的幻想者，她比男主角更爱做梦。每次站在城市的废墟前，她讲述一年前那次短暂热烈的相恋，都如坠梦境。电影对于小说中的娜丝金卡的情人，在一年前销声匿迹的原因的改动，让恋情显得更加虚幻。小说中，情人因为穷困潦倒，自认没有能力迎娶娜丝金卡，所以决定去莫斯科寻求赚钱的途径，以期一年之后能有所建树，再回来给娜丝金卡幸福。他对于两人的未来有一个许诺，更加坚定了娜丝金卡等待的决心。但是电影中，在谈到情人离去的缘由，娜丝金卡说，他就那么消失了，没任何交待，只说一年后会回来。既没有期许，也没有音讯，他没有给娜丝金卡任何理由，只是给了她一年的等待和充满不安的未来。她比小说中的娜丝金卡更加有理由怀疑、彷徨，也更有理由做梦。对抗现实的最好手段就是创造出另外一个神话般的世界。抓住梦幻似的微光，让灵魂因为心怀的甜蜜而颤抖。在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之一，就是饰演女主角的施奈尔那渴望、充满幻想的眼神——四周都被夜色笼罩，而她梦中国度的光芒却把她仰望的脸照得异常明亮。可以看到爱情袭入了她的心田，让她怀着隐秘的希望，又是羞怯又是恼怒，最后在离别的夜里泣不成声。那些真的存在过吗？不会只是痴狂幻想中的景象吧？为什么那种激情还能烧得她浑身颤抖，而却再也不见了恋人的踪影？这就像是消失在沙漠中海市蜃楼，明明还能尝到甘泉在舌尖滑过的清冽，却只能面对着一片黄沙哀叹。

　　镜头在拍摄娜丝金卡的情人时，总是用稍微仰视的角度，营造了情人偶像般令人爱恋与敬畏的感觉。似乎一切从初次相遇就注定了，一个人要仰视另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另一个心中的梦想。娜丝金卡坐在凳子上，新来的房客站在门口，英俊、高大，只有一个手提箱，带着谜一样的过去和难以预知的未来，把娜丝金卡难以掩饰的羞涩与激动尽收眼底。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扮演主导一切的角色：不苟言笑，神秘莫测。浓重的阴影打在他已经不年轻的脸上，仿佛雕像庄严的纹路。娜丝金卡则是那个追逐者、冒险者、等待者。当她掩饰不住好奇，想要去新房客房间探索时，镜头从楼梯的顶端俯视下去，让普通的楼梯在画面中呈现出险峰般陡峭的角度，娜丝金卡小心翼翼的攀爬着，像个着魔的信徒，竭力攀向心中绮丽的国度。

　　在和马赛洛•马斯楚安尼饰演的陌生人马里奥相处的第三夜。娜丝金卡跻身于夜晚的集市中，对着玻璃窗中的婚纱发呆，她的倒影融化在玻璃窗内纯净无瑕的世界中，抛离了尘世，“在远离故乡海岸的异国，在南方酷热的晴空下，在一个永远神奇的城市里”。

　　至于马里奥，这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小说中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种概括性的“我”与“你”（娜丝金卡）的关系，使得二者的情感更加突出，更好的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即两种称谓、两种声音、两种情态，每个人心中的矛盾，触碰在一起又可以组成新的心灵轨迹。到了电影中，“我”不仅有了名字还有了过去，这赋予了人物更加个人化的情感。第三夜，在酒馆的狂欢中，马里奥才愿意一吐真言，之前他都对自己的生活避而不谈，只是说没什么值得讲起的。在情歌与爱情酒精的作用下，他终于开始吐露内心，却淹没在了酒馆喧闹的乐声和笑声中。他当过兵，真实的生活过，却因为厌倦了朋友的别离，决定一个人过。他对爱情有着一些极端的追求，但也很现实。他从初遇就爱上了女主角，送她回家，听她诉说经历，甚至假装高兴地帮她想如何给情人写信，却转身把信撕掉了。他的爱，以终成眷属为目的。小说中的“我”则是经历了三个心理阶段，陌生人、兄长、追求者，他真心安慰脆弱的娜丝金卡，为她送信，当娜丝金卡的爱情变得渺茫，他才鼓起勇气追求。就算最后失去了娜丝金卡，也能发自内心的感叹：“但愿你永远幸福，因为你曾让另一颗孤独而高尚的心灵获得过一分钟的快乐和幸福！”

　　电影中的马里奥，曾因为娜丝金卡的拒绝而愤恨不已，他希望娜丝金卡幸福，更希望是自己给她幸福。娜丝金卡是个纯洁的幻想者，而他的幻想中则有真实的成分。最后，纯洁的幻想者美梦成真，现实的幻想者又孤身一人。维斯康蒂仿佛在借此表达自己纯粹的理想主义看法：乌托邦是为坚定不移的信徒存在的。

　　二、只为生存那一瞬的时光

　　（1）白夜

　　白夜是彼得堡夏季一段时间内特有的自然现象，晚霞与晨曦相接，天空清澈如洗，却不是白日里的那种明亮，点缀着繁星，让整夜都是灰蒙蒙的暧昧色彩。怪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充满幻觉的夜晚”。赶去别墅避暑的人腾空了彼得堡的街道、河堤和花园，城市显得安静而萧条，好似它的灵魂都随着疾驰而去的马车消失了踪影。“我”怀着被抛弃和羞愧、愤懑和悲伤，感到彼得堡随时都回化为一片废墟。白夜成为了一些人的狂欢节，也为另一些人带来了无法入睡的不安与惊恐，“我”无处可去，甚至无法被黑夜掩盖，只能白天黑夜，都梦游一般的走在空荡荡的涅瓦大街。对于朋友的渴望，被排除于生活之外的孤独感，都积郁在“我”的心中。这时，只要有人轻轻推开那扇门，情感就会喷涌而出。于是，“我”，遇到了娜丝金卡。汇集的感情迅速冲断了陌生人间的樊篱，他们倾诉、相爱，最后分开。

　　维斯康蒂把故事搬到了里窝那，用4亿里拉重建了片场，整个地区，包括河流都是精确的按照计划建造的。里窝那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的西部，是一个港口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曾被认为是“理想的城镇”。这个港口在二战时曾是许多军舰聚集的地区，受到了战争的重创。到1954年，当新港口重新建立后，里窝那才重新被认为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在里窝那，没有彼得堡的白夜现象，也没有同样是意大利港口城市的威尼斯那般熠熠生辉。它只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不像“亚得利亚海明珠”是一种标志性的风情，是要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总是更加动人，而发生在里窝那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意大利任何一个角落那样平常，不受瞩目。电影中的里窝那，随处都可见到废墟，仅剩一面墙壁的房屋，街头露宿的流浪者。但这一切出现在画面中时，却毫无荒凉之感。维斯康蒂用黑夜和穿越废墟的光线，营造出铜版画的美感。黑暗掩盖了荒凉，重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马里奥漫步在钟声敲过十点的主要街道，还有不少人来来往往，不熄的路灯，擦身而过的路人，骤然而落的冷雨，弥漫于城市的雾气，飘散于空中的雪花，让里窝那的夜晚生动而浪漫，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白夜”。

　　马里奥以一个新居民的身份开始了这段故事。他与邀请他去别墅度假的一家人刚刚分开，心情不错，一个人信步走在潮湿的街道上。两旁的店铺都打烊关门了。从汽车站又涌出来不少人，纷纷赶着回家。马里奥转身迎着人群，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意欲交流的姿态落了空，孤独感就从这不经意间弥漫开来。他并不急着回住所，而是漫步在狭窄的巷道间，一只流浪狗跟着他走了一段路，他们一样在湿冷的夜没有归属。在经过一座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名女郎倚着桥栏哭泣，他想上前询问。女郎受到了惊吓，警觉地走开了，步子很快且充满胆怯。若不是那两个骑摩托车的小混混出言轻佻，马里奥恐怕没这么容易就能和她攀谈上。

　　潜藏着危险的夜晚，满怀心事的两个陌生人结伴而行。黑暗与陌生，却让他们彼此敞开心扉。

　　（2）桥，雾，女神酒店

　　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只是每晚相约在桥边，聊各自的生活境遇，几乎均为对话，对于景物的描写都非常地少。在电影中，他们则是边走边聊，景物与街道，甚至多变的天气，都无不烘托暗示着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他们身边的小人物，无不透露着意大利的风土人情。

　　电影中的景物虽然有限，但是各式各样的桥最为令人印象深刻。有雕花的铁栅栏桥，砖头砌成的桥，绳索桥，木质桥，石拱桥。马里奥和娜丝金卡相遇的桥，就是她等待情人的桥，两排间隙较疏的铁栏杆，在每两根桥栏的最上端有个简洁的半圆弧型，让原本枯燥的直线优雅起来。这种桥总是显得危险又美观，就像她苦苦等待的情人，他能让脉搏随着魔法越跳越快，苍白的脸颊绯红似火，让病态紧张的灵魂激烈抖动。有他在的地方，总伴随着羞耻、夺眶而出的热泪，就跟这座桥一样，仿佛伸伸脚就能落入水中，却也能感到悬在河流上的美妙感。这位房客的床头就是这样简洁优雅的铜栏杆，他的房间虽然摆设不多，但都带有花边这样的装饰。反观马里奥的住所，却只有一个简单的床垫子，空荡的屋子里都是些直来直去的线条，暗示了他的务实。不过，床头的墙壁上钉的花壁纸，和房间的整体有些不太协调，但也泄露了他内心中浪漫的一面。有趣的是，他住的地方叫做女神酒店，店主却是个精明、大嗓门的女人，和酒店的名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细节无不透露着意大利人热烈醒目的性格，也许这和常年的日照充足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当娜丝金卡讲到房客要离开一年，她甚至不知道他去了何处。马里奥就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她简直是疯了，那个男人肯定不会回来了。娜丝金卡不可自抑地笑了起来，好像很久都没有笑了，一定得笑个够。这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直直落了下来，他们笑着嚷着，在雨中奔跑。原本缓慢的城市，忽然因为飞奔避雨的人变得有些失控、疯狂。在他们避雨的门廊下，躲进了另外一个男人，戴着眼镜，头发因为歇顶少了一大片，看起来是个知识分子。他在马里奥和娜丝金卡交谈的时候，非常认真地把一块手帕包在头上，以为这样就免于淋湿，可是冲进雨幕不久又折了回来。显得有些尴尬，只好和马里奥两人说，下雨了。

　　正如马里奥说的，雨很快就停了。潮气还远未散去，雾气慢慢聚集起来，远处的灯光在雾中显得如梦似真，整个故事进入了暧昧的罗曼蒂克阶段。娜丝金卡跑走后，一个女人用借火，试图和马里奥攀谈。之前她就在马里奥和娜丝金卡相遇的第一夜出现过，经过两人的时候，她特意放慢的脚步，眉目中透着被马里奥的英俊所吸引。后来，她还在酒馆意欲与他搭话，可惜没成功。

　　维斯康蒂曾经说马赛洛•马斯楚安尼具有独特性，“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但是他不属于故事中的什么英雄人物，他是‘反英雄’的人，所以观众才那么喜欢他，觉得非常亲切。”他正好适合马里奥这样的角色，非常有魅力，但是又具有普通人的弱点。你会欣赏他，却又有所共鸣。他站在街头，就会有不同的女人向他接近、示好，做出暗示，橱窗外打扮时髦的少女们都带着献媚的微笑看着他。在他被娜丝金卡拒绝后，那个借火的女子再次出现，这次马里奥并未拒绝她。他们走过的桥是那个绳索桥，惊险、摇摇欲坠，这也是这个陌生女子带给马里奥的遭遇，平白无故遭人围堵，打了一架，灰头土脸的溜走。

　　第三夜酒馆内的狂欢，让无论是马里奥还是娜丝金卡都在舞蹈制造的亲密氛围中，有些忘我。舞蹈，尤其是双人舞，是男女逾越羞涩距离的绝佳选择，他们有理由拉着手，相拥在一起，闭着双眼，听着令人坠入爱河的音乐，感觉彼此的气息和体温。这就是爱了吧，难怪马里奥满足的说：“现在我能说，我也快乐过了！”墙壁上点缀着郁金香一样的灯光，分泌着荷尔蒙的潮热房间，肢体接触的快感，都让这个地方疯狂、不切实际，在这里，没人会去思考，连交谈都不行。人们就是跳啊，唱啊，笑啊，扭动啊，相爱啊。这是他们在这里能做的仅有的几件事情。直到有个女人推开了门，外面的风吹进来，也把真实吹进了梦境。娜丝金卡就像过了午夜的灰姑娘，落荒而逃。外面狂风大作，爱情的魔法即将消失。镜头在一个废墟的外面定格，透过只剩下一个窗框的墙壁，看着娜丝金卡晕倒在地。如同目睹一场幻灭，娜丝金卡梦想的幻灭，她对爱情的梦想奄奄一息。之后的马里奥也经历了一场荒唐的遭遇。

　　两人再度聚首，马里奥决定等待娜丝金卡爱上他的那一天，娜丝金卡决定等待忘记昔日情人的那日。他们乘上了小船，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们就像童话中天真地孩子，笑啊，跳啊，畅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只有在无暇的梦境中才有这样美丽的画面，而美丽的东西从来都稍纵即逝。雪是制造幻象的高手，它虽然让荒凉的城市变得焕然一新，却也会即刻融化，露出城市原本的丑陋。

　　情人出现在娜塔丽娅等待了无数夜晚的桥头，她惊跳了起来，飞也似的奔了过去，又闪电般地飞回来。泪流满面、结结巴巴的跟马里奥诉说，她错了，她骗了他们俩，她的等待是对的。还未等马里奥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她就又迫不及待的飞奔了回去。紧紧依偎着情人的怀抱，渐行渐远。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马里奥的爱情随着最后一声钟鸣，消失在空气中。城市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刺眼，那些废墟失去了夜晚的魔法，变得平凡而荒凉。马里奥再次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第一夜的那只流浪狗又陪伴他走着。他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更坚定地信仰去追逐梦想。

　　经过多年，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朵小花，它孤零零地长在阴影中，保持着爱情最初的芳香，被雨水滋养，等待被他攀折，揣进怀里，在浓雾中窒息，在白雪中枯萎，“这怎么办呢？惋惜也是枉然！要懂得，它被创造到世上，只不过是为了紧靠着你的心口，就只生存那一瞬的时光。”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579709/

　　当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的时代来临时，许多电影工作者如临末日，一些激进的人甚至认为“电影已死”，他们认为声音的加入只能彻底摧毁已建立完美的电影美学体系，这种顽强的抵抗没能持续太久，随着强势的时代浪潮他们没有守住默片的最后净土。之后几十年，电影画面再次从黑白的低调过渡到色彩的喧嚣，这又是一次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和冲击。不管当时争议多大，到了今天，色彩和声音已经成为电影艺术城堡中坚实的顶梁柱，使其更加完善、多元化。就像《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两者不是对立的，是传承发展而来的，但是它们都会有自己忠实的信徒，都有令人坚定信念的那段传说。如同卓别林永远是那座屹立不倒的巅峰，《罗马假日》是无法取代的爱情箴言，奥斯卡激动地奉上了小金人，还要感谢赫本带给世界的感动。这不是黑白电影与彩色电影一决高下的角斗场，它们都是独特的时代之光，无法重现，无法再造。就像人们已经能修筑百层的高楼，仍旧仰望感叹金字塔的壮美。

　　上个世纪，迪斯尼几乎占据了无数儿童的童年梦想，他们让动画片走出了电视机的狭窄空间，走进电影院，走向奥斯卡。后来，怀着不同的理念，一些人走出了迪斯尼，开创了梦工厂与皮克斯公司，他们不再满足于二维的平面世界，向3D动画发展。从无论在票房还是口碑都大获全胜的“玩具总动员”到制作技术日趋完善的“怪物公司”和“寻找尼莫”，动画公司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直到今年的“功夫熊猫”和“机器人瓦力”，市场似乎印证了3D已经彻底成为了主流。期间几年迪斯尼和梦工厂也出品了几部二维动画电影，像是“辛巴达七海传奇”、“熊的传说”和“星银岛”，都失意而归。梦工厂的创始人之一杰弗瑞•卡森伯格说：“3D电影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就像过去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彩色影片取代黑白影片一样，这就是电影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但是，不论电影怎么发展，技术如何完善，电影能吸引观众的原因，是它能否牵动人的情感。

　　“钢铁巨人”（The Iron Giant 1999）就是属于那种，无论何时拿出来，都能轻易打动心灵的作品。它没有运用迪士尼传统动画片载歌载舞的模式，也不是现在流行的3D制作，是用朴实的二维画面，讲述了一段有关孩子和威猛巨人的真挚友情。这里面有刺激的冒险、无忧无虑的玩闹，也有不被理解的孤独、面对质疑的勇敢坚持，更有对于人与科技的思考和对社会、政治的批判，最为重要的是电影中铁巨人和孩子之间的动人友谊，这才是令其历久弥新，感动不同年龄、不同语言观众的灵魂所在。

　　到了今天，动画电影不只属于孩子，不仅限于是给儿童讲一个睡前故事，它更大限度上的吸引了成年人。动画电影放大了情感中那些纯真的元素，那些可能已经被遗忘、忽视的东西。人们长大后，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渐渐习惯另外一种语言，而孩童的语言由于太久不用，就会被荒废，导致大人与孩子产生了隔阂。争执的开始往往就是这样：大人说着一种语言，而孩子说着另外一种语言，两者都看不清对方的世界。圣艾休伯里曾为此抱怨：如果你想跟大人描述一幢房子多么美，只要说“我看到一栋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不要试图费口舌去描述房子迷人的颜色和它窗户上缀满的天竺葵。他们是用数字来衡量事物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童话的叙述方式了，曾经经历过的童年，说过的语言，不会被真正忘记，只是记不起来了。稍加提醒，就能唤醒沉睡多年的情感。而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想回去看看自己的童年，寻找一下值得怀念的东西。那个坠机于非洲沙漠的飞行员，由于不被认同，长大后放弃了画画，选择当飞行员。却在遇到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小王子之后，重新拾起画笔，发现了世界的美丽与哀伤。同样，在看过“钢铁巨人”之后，我们也会再次看到那个久违的世界。

　　“钢铁巨人”的故事背景是1957年的美国，人们刚刚经历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1957年秋天为止的一段黄金时代。生活的日趋富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让美国人认为自己已经遥遥领先于苏联，直到1957年10月4日，苏联宣布他们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信心受到的冲击不亚于曾经的经济大萧条，那颗不停发出嘟嘟声的卫星拉开了接下来耗资几千亿美元的军备竞赛，也把人们带入了科技时代对于技术的惊叹与恐惧。

　　也就是苏联卫星升空的同一时间，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外来生物，夹带着闪电的耀眼轨迹，冲破雷雨，坠入缅因州的外海，将一艘渔船撞得粉碎。它的出现如同海难一样令人充满不安，深深感受到外来生物的威胁与恐惧。

　　霍加•修斯不怎么符合通常童话故事中乖巧完美的孩童形象，他有对扇风耳，牙齿不够整齐，前几天掉落的牙还没长出来，说话有些漏风。他的头更是有些大，安在瘦小的身体上难免显得比例失调，看起来笨拙又可爱。涉世未深让他比大人更加无所畏惧，更具探索精神。这个不够完美的形象，让他和普通的小孩并无二致。他与母亲两人住在宁静的洛克威尔小镇，父亲的过早离世让他比别的孩子更加孤独，所以他一直渴望有一个朋友能谈心作伴。第一次见到铁巨人的夜晚，让霍加几乎变成了恐怖电影中的男主角，险些丧命于机器人巨大的脚掌下。看着这个外来生物误吃了变电所的钢铁，被困于漏电的电线中，霍加凭着小孩子那股无畏的蛮劲儿拉下了电闸救了铁巨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像所有好奇心旺盛的孩子一样，他觉得晚上经历的冒险非常之酷。

　　天刚亮，小镇居民就发现了村中发生的怪事，不少人的汽车都变得残缺不全，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咬了一大口的汉堡包。

　　学校的宣传教育片里播放着如何躲避原子弹的攻击。军备竞赛带来的恐惧已经慢慢渗透入生活。霍加根本不关心这些，只想早些找到那个又高又酷的机器人。他满怀期待的再次走进森林，这次真的与钢铁巨人来了个面对面的接触。光想想就能让人兴奋得发抖。铁皮巨人一看就是个机器人，有十几层楼那么高，充满了工业的笨重感，当然也不乏火车头的一股冲劲儿与力量。他的身材比例和人类很相似，身体各个部分都是由圆柱和圆锥形组成，浑圆的手臂让人想到了吃了菠菜后满身肌肉的大力水手。他的面目表情非常简单，两只眼睛像两个巨大的探照灯，嘴巴特别像推土机的翻斗，形状的上扬让他看起来总在微笑。可以从他眼睛的形状判断他的心情。人们对这种庞然大物总是有一个最糟糕的预期，但是他并没有像想象中的攻击霍加，倒更像只刚生下来的小鸟，除了本能的吃东西，什么都不会。见到救过他的霍加，就像依赖感强烈的婴儿效仿他的每一个动作。看着这样一个巨人有着婴儿的稚嫩感，一点一点学习着语言，认识这个全新的世界。每个人心中会有种与众不同的冲击。他还只能以最简单的思维理解事物，遇到太难的问题，他就会歪着头摆出一脸问号，如果学习太久他也会像没有耐心的孩子打起瞌睡。观察久了，你就会发现，眼前这个巨人的内心与小孩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霍加能让母亲多么头疼与喜爱，那么铁巨人就能让霍加多么哭笑不得。这种外形与内心的巨大落差，让铁巨人充满了魅力。电影中这种反差很大的人物都非常独特，打动人心，像智商75的阿甘，爬上帝国大厦的金刚，撞钟人卡西莫多，他们都有“缺陷”，比如智商低、外形骇人、容貌丑陋，这些“缺陷”让他们异于常人，令人对他们的第一判断就带有偏见，他们也确实用他们非于常人的善良与勇气，征服了那些具有优越感的“常人”。

　　在小孩简单的道德世界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霍加教给铁巨人，我们喜欢好人，讨厌坏人。比如超人，他也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人，他用自己的超能力为人民做好事，他是好人。而钢铁外星人阿托摩，则是大反派，专门做坏事。铁巨人是好人，像超人一样的好人。喜欢用废铁做艺术品的狄恩是好人，我们不该伤害他。枪是夺取生命的武器，枪不是好东西，我们讨厌枪。

　　当铁巨人背着霍加在森林漫步时，连容易受惊的小鹿都不害怕他，他虽然巨大，但是无害。它如此害怕人类，是因为人们总用黑洞洞的枪口猎杀它们。几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小鹿，转眼间就倒在了人类的猎枪下。它死了，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不能再跳跃在树丛间了。铁巨人伤心极了，自此认定了枪是不好的东西，只要见到类似于枪的东西，他都会本能的攻击它。而当政府出动军队，把他当作外来武器攻击的时候，铁巨人变成了火力强大的武器。

　　政府人员肯特•曼斯利是电影中不招人喜欢的人物。他对于铁巨人充满着过度的恐惧与憎恨，甚至不愿意去调查事实真相，就打定了主意要毁灭他。他说：“不管他是火星人还是俄国人，我们都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攻打我们之前先动手。”他这种情绪代表着1957年华盛顿白宫里那些心焦如焚的政客们，也代表了从黄金时代的安逸中惊醒的新闻界，又到了痛苦思索的时候了。《俄勒冈人报》评论写道：“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人民在此种情绪的感染下，也忧虑起来。铁巨人的出现简直就是在这种易燃的恐惧心理上，火上浇油。他具备高科技的武器，未知的身世，难以预料的摧毁能力。他们毫不犹豫地将炮弹射向他，这种对战让人们非常容易陷入失去理智的疯狂，不问缘由地厮杀。为了销毁他，总统甚至签字允许发射原子弹。洛克威尔小镇面临着被夷为平地的命运。

　　霍加曾经在某个仰望星空的夜晚，安慰因为小鹿死去而闷闷不乐的铁巨人。他说，铁巨人虽然是机器人，但他懂得悲伤，有思想，而有思想就意味着他是有灵魂的生物。善良的生物都具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是永恒不灭的东西。铁巨人不是一个被铁皮包裹的武器，人们用肉眼看到的只是一个躯壳，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肉眼看不见的，就像沙漠中隐藏的泉水，古老房子中埋藏的宝藏，铁巨人对霍加忠诚的爱。在他们还没相遇的时候，他只是个知道吃废铁的机器人，与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毫无区别，然后霍加教会他玩耍，教会他体味生命，享受友谊，他学会了笑，学会了把“S”挂在胸前扮超人，学会了忧伤，学会了爱。当缺乏什么东西的时候，大人们总说可以去商店买，但是友情是买不到的。1957年10月4日，当美国政府陷入恐慌的时候，霍加和铁巨人收获了他们彼此生命中最为宝贵的友情。这一天对他们都意义非凡，但这一天让前者可能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却让后者在失去理智的时候，找回自己。铁巨人轻轻推了推霍加，跟他说：“你留下，我走了，不要跟来”。然后，伸开手臂飞向了天空中那颗原子弹，这一次他没有做出本能的自卫攻击，他用身体撞上了那颗原子弹，引爆了它。消失在了天空巨大的火焰中。他要做超人，做好人，不让霍加受到伤害。

　　小王子曾说：“因为有一朵我们看不到的花，星星才变得如此美丽”。如果你曾爱上了天空中的某一只小鸟，那么，只要仰望天空，你就会看到它在飞翔。如果你曾在天空中遗失了重要的东西，那么，从此仰望天空，它不再只是涂满蓝天白云的画布，你眼中的那片天空将和别人眼中的不再一样，它会让你微笑，让你流泪。最重要的东西永远是肉眼看不到的，也许，他就像霍加的钢铁巨人一样，隐藏在世界上某个你看不到的角落，在你看着天空发呆的时候，他就在慢慢地走向你。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549874/

      一、战争是臭的

　　战争是臭的。

　　通过银幕的再现与文字的形容，我们能看到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硝烟弥漫，能听到炮声轰鸣、厮杀喊叫。但从来没人愿意重现那种气味。当一切安静下来，等待下一次进攻的时候，半夜里躺在冰冷的战壕里，能闻到什么？在1914年的佛兰德，那是血的气味，混杂着茅坑的臊臭，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炮弹把大地炸成了蜂窝，纵横着许多撕裂的口子，几次夜间突袭过后就足以把所经之地变成露天停尸场。生石灰的怪味难以遮掩炮弹的呛味，混在一起更加刺鼻。赶上雨季就有的瞧了，雨水积在坑里，把尸体泡得发胀，让你分不清楚是冰冷的饭菜本身难以下咽，还是空气中弥漫的毒气令人作呕。埋尸体的时候稍微挖深一些，就会看到上次战争的遗体，这些层叠的死尸让浮在地面的积水充满了致命的病菌。就更不用说虱子和老鼠了，战场让它们如沐甘霖，在整个国家都在遭到重创的时候，只有这两样生物繁殖得异常猖獗。在这片土地上死亡也许不是最坏的事情，死后还有可能上天堂，活着就只能待在这满是泥浆，传播着肺炎、风湿和恐惧的地狱中。

　　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没人能看到这些，不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陶醉于其中。德国的小学生都会背诵《仇恨英国歌》，人们把诗哼成了遍布街头的流行小调，还煞有其事地给写这首蹩脚诗的人颁发了一枚勋章。他们声嘶力竭的要这首诗传遍欧洲，让世界都知晓他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英国人的反击也毫不示弱，他们也宣称要打倒德国人，挖出他们的眼球，割掉他们的舌头。今日回首总会发现当年干下的蠢事，但是人们总是会输给群情激昂的时代精神。93位富有卓越才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对文化界的号召》上签了名，把歌德、贝多芬、康德等文化名人列入他们支持自己信念的口号中，用名誉担保战争的进行。更有些适龄的艺术家虔诚地奔赴战场，以此丰富自己的艺术生活。托马斯•曼也是支持战争的，为此差点和反战的哥哥绝交。后来，他在持久的战争过程中才慢慢改变了之前的观点。但是时隔几十年，战争再次在生活中高于一切，一战的批判与反省像过季的流行词汇，没人愿意提及，他们再次高喊“能为亲爱的祖国而战，能为我至今任卫士最高尚的一切而战，我感到骄傲”。

　　电影“圣诞快乐”（Joyeux Noël 2005）的历史背景是一战中比利时北部战场的伊珀尔战役。4次战役让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只剩墙基，英国先后共计50万军人为了守卫这个地方长眠于此。这一切开始于什么，又怎么结束的，人们一直在讨论，在研究，光是有关战争为何开始的书籍就有7000多种。不管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反正其中的仇恨肯定的是根深蒂固的。电影一开始就能看到三个国家的孩子，站在黑板前，分别用母语背诵他们接受的“仇恨教育”：法国人念念不忘的是在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都德的《最后一课》记录了这个开端；英国人则咬牙切齿的说德国人不是人，他们的女人与孩子都该死，这样其后代才不会贻害人间；德国人比较简单，他们的敌人只有英国一个。

　　英国在职业军人受到重大损失后，成立了业余军队，让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兴奋地走上战场。影片中苏格兰教堂中的威廉和乔纳森兄弟便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些学生在暑假期间踏上了战场，信心满满地以为秋季就能回来正常上课，却有30%的人再没回来，这个阵亡数字就刻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中。令社会震惊。如果他们能听从肖伯纳的建议，也许就能避免大规模的战死，避免英国乡村贵族家庭断后的惨况。肖伯纳在1941年8月，于《新政治家》周报上严肃建议“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它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这个“玩笑”显然没有逗乐英国官员，倒是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盘算着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在德国，更是举国上下都投入到战争的热情中，大批没毕业的学生虚报年龄，整个年级的去应征入伍，接受身体检查。德国18到22岁小伙子的阵亡数字是37%。无数家庭覆灭了，不论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还是俄国、奥地利，新一代的人还未成长就走向了死亡。不同于英国人的震惊，德国人更愿意将这种死亡塑造为伟大的献身。军官们把士兵推向死亡，在他们的坟墓边说些不痛不痒的悼词，再由民族主义诗人在把这种牺牲美化成神话，

　　伊珀尔的第一次战役被一些德国人称为“儿童大屠杀”。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在二战集中营中那种，把成批的儿童送往毒气室的事情，而是将近10万刚来到前线的大学生，还未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学生们，就这么被爱国激情和军官的号令下，托着枪，大步迈进了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会慢慢发现战争和报纸上大肆宣扬的爱国精神渐行渐远，他们的生活只剩下杀人和被人杀。最初看到死亡的冲击已经变得麻木，腐烂的尸体渐渐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战后的人甚至承认当初如果看到一个受伤的同伴被击毙，会暗自庆幸不用去冒险营救他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铺满尸体的战场上前进和撤退。至于打死伤员以免拖累行军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有人承认，大多数参战国都否认，法国人则保持缄默。

　　与战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相反，每个国家在战时的态度都惊人的一致——都在费尽心机的煽动仇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德国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接到征召回国时，他们的邻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除了各自为了国家卖命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了让战士们充满斗志，英国政府到处树立德国蛮子嗜血成性的形象，德国人则宣传英国人如何虐杀已经求饶的士兵。报刊基本被政府控制，发表的言论都得经过审批过滤，那些诉说战场条件艰苦，充满死亡恐惧的诗篇都被忽视（尽管在稿件中这占了绝大部分），登载的都是一些鼓励战争的空话。每天在他们的命令下，几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送死，当一次战役死得人越多，越容易被载入史册，他们的指挥官也会被记住书籍。不少人就是因此获得的荣誉。

　　至一战结束，共计900多万人为战火献祭。英国外交大臣艾德华•格雷爵士的预言成真：“全欧洲上空的灯火已经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见它们会重新照亮。”

　　二、平安夜的奇迹

　　自从1914年8月开战仅仅四个月后，已经没有人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了。他们也没有力气和激情唱了，剩下的全部力气用来求得生存，无休止的突击让他们筋疲力尽。西线的无人区是被上帝抛弃的土地。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寄予希望，也没有任何值得感恩的东西。法国少尉在战争日记中写道：“可怜的小爱神，你偏偏出生在今夜，那你怎么去爱人类啊？”

　　英德两军都泡在各自的泥浆战壕中，之间相距不过百米，一同饱受巨型老鼠袭击和子弹横飞的恐惧。那些老鼠从未像现在那样营养过剩，天天悠闲地啃噬成堆的死尸，大得和猎犬一样，连猫都会被它们撕碎了当点心。曾经是锅炉制造工的亨利希•莱尔施写过一首诗，描述他每天都能看到一名死者，越看越觉得是自己的兄弟，后来他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个陌生的伙伴埋葬了——“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充满讽刺的是，恰恰是死亡换来了人们的平等，不管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都躺在一起，不分官衔、国籍，像是阵亡的兄弟一样。虽然很难从中预计之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曾有人说过“一个士兵从别的士兵中看到了自己，仇恨便消失了”。当仇恨消失了，战争就失去了意义。

　　谁都没有预想到1914年12月24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在经历了无数死亡后竟然能有奇迹发生，而战争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竟是一个有关和平的奇迹之夜。在战争史上很难再找到和这次的圣诞夜和平相类似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过。刚开始只是一个男声在独唱“静静的夜”，忧伤肃穆的气氛在佛兰德地区扩散开，歌声融化了一扇扇被战争冰冻的心灵，解冻的河流澎湃而下，冲刷着干裂的大地，对面的英国士兵纷纷爬出战壕，而平日里他们连头都不敢冒出来一点，生怕被狙击手夺去性命。他们用掌声点亮了寂静的夜，和平像几千年一遇的彗星拖着长长的金色尾巴冲向地面。当最后一个音符隐去，英国士兵们大喊着“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们吹起了风笛，和对面的歌声唱和，他们吹出一个调子，德国小伙子们这边就会传来相应的歌声。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却在音乐的殿堂里交流无阻。当早已经厌倦了子弹和炮声的轰鸣的人们，听到了音乐，就像着魔了一样，经过险滩的激流终于奔向了大海，麻木的灵魂再次被烫得发烧。圣诞树整齐地排在德国战壕的边上，蜡烛在夜色里仿佛滴着雾水的金色玫瑰，装点在舞台的四周。他们用信号弹代替了焰火，被赋予了理解与爱的夜晚让所有的事物都熠熠生辉。

　　歌声结束后，不同国家的人挤在无人区里，互相交换自己手里的礼物和食品。罐头牛肉、葡萄布丁、烟、巧克力，对于吃腻了各自食物的士兵，能换换口味简直能比拟美食大餐。当然法国人对示好的德国人还是充满戒备之心，毕竟受到多年的仇恨教育和大肆宣传后，德国蛮子的凶残形象还是很难一夜之间抹去的。有些人不敢吃德国人递来的事物，得他们先吃一口才能放心。很多德国士兵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因为他们原本就住在英国，英国人在高中的时候也大多学过德语，而欧洲中学里普遍教授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他们低声提醒对方哪里有地雷，德国人知道英国人没有圣诞树，还主动要送给他们一棵。有个士兵高兴地说：“我们是萨克森人，你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两者均属于古代日耳曼人部落集团），为什么我们要互相开枪？”这简单的逻辑算是道出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声，也应了中国那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们在那个夜晚，交谈、大笑、演奏风笛、吹奏口琴，就像一次跨国的联谊会，经过这样的夜晚，没人愿意第二天再端起枪打这些新结识的朋友。这里不是天堂，但是他们用努力维持和平，建造了一座属于他们的乐园。于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在一起掩埋伙伴，一起默哀，一起踢球，交换礼物和地址，希望以后还能像朋友那样互寄明信片。

　　电影只能展现一个地区的和平，而1914年圣诞夜的和平是整个战线上的，上级无法制止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一些英国士兵本想在圣诞夜唱几首歌，让德军放松警惕，就能“来个5次袭击”。但是当他们唱起《夜晚，牧羊人照看着羊群》，意外地得到了德国人热情的歌声回应，气氛一下子变得友好起来，谁也不想打仗，他们相约“圣诞快乐，今天晚上我们不开枪”。一个德国兵告诉他们自己十分想念自己远在伦敦的妻儿。这些愉快地谈话持续了很久，促膝交谈比互相杀死对方要令人陶醉得多。就算在平时也很难看到不同国家的陌生人之间，有这样融洽、友好的关系。更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今天以前都是拚死相搏的敌人。当走在一起，他们发现对方也都是和自己的一样的普通人，并非是什么凶蛮野兽，比起那些整天指挥他们去送死的军官，他们和眼前的敌人更加亲密。曾经有一个比利时人想给家里寄信，但是家乡已经都被德军占领，于是他就把信扔给对面的德国人，让他们代寄。没想到他们真的寄了，而且还带来了回信。这是任何官方都不会报道的事迹，战争结束后才慢慢被人们发掘出来。

　　德军也有以杀人为乐，毫不理会“圣诞停战”这种事情。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就对此荒唐的停战表示极大的愤怒，强烈反德军和英军在无人区不开枪、共度圣诞。他的伙伴没有理会他的抗议，认为他中毒太深，不可理喻。还有一些英国人趁机向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开枪，当时就被上级训斥了，他还代表其下属向对方道歉，得到了接受。破坏和平的事情也有不少，但都无法阻拦大部分人对和平的热切盼望。停战期间，连麻雀都从四面八方飞了回来，自从开战以来，战士们还是第一次在战壕里看到老鼠以外的动物。他们清理了无人区，填平了沟壑与弹坑，搭起了简陋的球门，往日作战的工具成了今日游戏的玩具。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布解释说：“足球是工人阶级的宗教信仰”，是这让他们有了除却上帝之外的同样的激情。爱人总是比杀人更好。

　　1914年12月30日，当萨克森士兵们接到命令，“禁止搞和平活动”。他们没有能力违抗，于是写了一张纸条给英国汉普郡士兵：“亲爱的伙伴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许和你们在外面见面了，但我们永远是你们的伙伴。如果我们被迫开枪，我们会始终朝上面打的。”谁都不会忘记，在圣诞夜，当德军恋恋不舍地走回自己的战壕时，英国小伙子们用风笛吹响了《友谊地久天长》。

　　三、希望永存

　　面对1914年的和平事件，各国的掌权者虽然措施不同，但是口径十分统一：“不允许”。在德国，第一年的惩罚仅限于关禁闭和禁止升职，到了第二年，因为参与和平的人一旦被拉上军事法庭，就有可能面临监禁和死刑的判决。第一年参加了和平活动的德军部队由态度强硬的普鲁士兵团代替，他们则被调往俄罗斯大草原，自此杳无音讯。

　　这样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事情，很难保密，在几家英国的报纸头版都刊登了这一新闻，德国人则严令控制不让消息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战地记者，但是有关战争惨烈程度和伤亡士兵的照片一律不准外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一些批准过的图片，很久以后他们才能把真实的图片公诸于世。后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战者和民族主义者拉开了阵势。不过，再怎么讨论，他们都无法了解当时在水深火热中士兵们的处境。哪怕是士兵的亲人也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都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他们觉得和不了解前线的人在一起，很痛苦。有很多“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医院接受几十次的手术，不断更换人造的肢体、器官，维持生命，他们与世隔绝，连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处境。英国做过一次试验，试验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经历过战争的士兵才能过正常生活。大多数的人患了“战争神经官能症”，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多数人终身都无法摆脱耳边的战火声，日日夜夜都忘不了战争的臭气，被炮弹炸碎的哀号，和伙伴惨死的景象。

　　影片中德国士兵尼古拉•斯布林克，参战前是国内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妻子得到了德国皇帝的特别批准能在圣诞夜让他们团聚。斯布林克并没有妻子预想中的快乐，他想回到战壕，和自己的兄弟们共渡圣诞。他说：“你必须面对死亡，才能意识到光阴流逝如此之快”。妻子不会理解，过去的四个月都发生了什么，她的丈夫永远都无法像原来那样过正常的生活。在前线战区，每个人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最美好的梦是能看到以前平淡的日子。人性在战士们的身上一点点消退着，这正是指挥官们乐于见到的事情。这种状况发展到二战中被称为“命令紧急状态”，即士兵们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办事，是他们屠杀的工具。许多人接受审判时，认为自己杀人没有罪，只是服从命令。统治者们为了让战士们更好的去战斗，消除所谓的同情心，制定了一套所谓的战争逻辑：“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努力让自己的杀人行为变得正义。在一战中，越往后，情况越惨烈，他们每天都在公开践踏日内瓦公约，杀死战俘和伤员，无数战士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无人救助。许多人变得野蛮了，但还有一些人还在抵抗，还在坚持骑士精神。即使在1915年，和平运动遭到空前抵制的时候，还有人在圣诞夜走出战壕，唱起歌。当时所有人看着那个站起来的德国士兵都惊呆了，但是对面的人没有开火，而是等待他把歌唱完。和平只是一小会儿，却仍不断呼唤人们的心灵。士兵们还在写诗，他们没有仇恨，“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温暖又紧密”。

　　最终一战以德国的失败告终。比利时从1927年开放了“梅南门”，每晚8点钟，交通中断，车辆全部绕行。号手在凯旋门下吹响军人葬礼号，仪式将近10分钟，纪念曾经战死在这里的士兵们。这个仪式延续至今，只有1940年至1944年在德军占领下没有进行。每晚都有人等在凯旋门下默哀。“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献给阵亡者》劳伦斯•比尼恩）。如果说如此惨痛的结果带给过世界教训，那么应该是在二战开始时，那些曾经的幸存者，曾经热血沸腾地奔赴一战战场的士兵们，拉着自己的后辈走上街道，举起了反战的大牌。之后美国还发动过几次战争，都很少有国家愿意参与其中。

　　在电影的结尾，那些德军战士坐在送往俄罗斯草原的列车上。长官踩碎了他们的口琴，他们就哼唱着曾经属于圣诞夜的歌曲。战争能吞噬生命，却无法吞噬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友谊，渴望爱的心。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528172/

　　最初“真人秀”的出现，是以“真实”来吸引厌倦歌舞升平的观众。普通人面对挑战、险境、失败、成功，摘下措辞得体、虚伪迎合的面具，在镜头前展现最真实的一面。这恰好满足了公众喜欢窥探隐私的欲望，大到喜欢点击网页上随处可见的明星的八卦隐私，小到喜欢议论同事邻居的家长里短。不得不承认，当一则似真非假的传闻揭开了旁人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一面为自己不是当事人而感到庆幸，一面为别人的倒霉幸灾乐祸。就算没有偷着乐，多半也会丢下一句“早知道有什么内幕”，表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并同时在心里达到了某种平衡。

　　不过别忘了，“真人秀”再真实，也是由一个追求收视率的团队在运行的。他们的镜头再不说谎，大众也是被动的接受剪辑好的画面，按照一种无形中的诱引去投入其中，跟着也许早被设定的情节紧张、激动，流泪、大笑，欲罢不能。罗伯特•雷德福曾经执导过一部“机智问答”（Quiz Show 1994），就是改编自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著名的一次电视丑闻案。风行美国的益智问答节目“21点大满贯”，一直以其紧张激烈的现场问答吸引着众多观众。在超高收视率的背后，实际上是节目组事先根据观众的喜好挑选的参赛者，并事先告诉他们答案，告诉他们如何显示出面对挑战时的局促不安，甚至连如何擦汗都一一耳提面命。当观众不再关注赛事的冠军，他们就会根据市场调查选择新人，打造其电视偶像的地位。拉尔夫•范因斯饰演的范•多伦教授就是一个完美的偶像人选，外形高大帅气，出身名门世家，又是著名学府的教授，上节目之后在短时间内就迅速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接受众多媒体采访，俨然一名大众情人。即使在电视台爆出造假丑闻后，无数人依旧坚信范•多伦教授并未参与其中。直到他出席了听证会，承认了自己确实接受了电视台事先告知的答案。而听证席上的大多数人竟然还把他当作了“勇于认错”的英雄。直到有一个人一语道破了真言：“像你这种有知识的人，不应该为说实话大受称赞。”从中可见，影响大众判断的不仅仅是电视台打造的正直、善良、聪慧的形象，也是大家对于一个人从外貌、家世上先入为主的判断起了很大作用。这就好像长相好看的人永远要比长相普通的人容易取得原谅和信任一样。结果“真人秀”就像一个洋葱，每剥一层都是一个看似血淋淋的真相，可这里面永远还揣藏着其他更加露骨的事实。

　　“回家的路”就试图以这种讽刺揭露“真人秀”内幕为主要话题，描述女主播田聪如何在这场收视大战中迷失了自己，丢失了亲情。初衷是好的，可惜导演没有罗伯特•雷德福的“两把刷子”。

　　作为第一女主角的范冰冰也算是尽足了女主角的责任，为电影撑足了场，把一个身陷事业与家庭十字路口的女人演绎得有血有肉，动人十足。看完电影，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人印象深刻的，该算是这个人物的悲剧。一般悲剧分为命运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田聪则是由于性格的影响，再加上命运的推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其实她曾经有很多次机会都可以悬崖勒马，总还是有挽回的余地，命运在勒紧人的喉咙前总会一次次敲响警钟，只是没有人愿意去聆听，于是就像古希腊悲剧中常常写到的那样“在好胜的心情下，她奔向自己的灭亡。”

　　你不能用好坏来简单的形容范冰冰所演的田聪，谁都知道女人在男人占优势的社会上，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下，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牺牲。极富野心的她不甘当一个外貌光鲜靓丽的女主持人，还一肩扛起“回家的路”这个节目制作人的重担，大事小事都一把抓。可以说，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是成功的。只是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日渐挑剔的观众，收视率的下跌就否决了之前的一切努力，它不看你付出多少心血，它只在乎有多少观众愿意坐在电视机前看你炮制的这个“真人秀”，能否比电视剧情节更加牵动人心，让他们愿意跟着一同付出情感。虽然节目组已经很突破道德界限的，把镜头对准六岁的孩子，以小孩子如何在不接受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找到家为卖点，吸引观众。那已经无力回天的收视率还是让节目面临停播的厄运。再加上现场的参与者全部临时出状况，直播倒计时一点点逼近这档节目和田聪事业的死亡线。紧急慌乱中，她抓住了儿子路笑这根救命稻草。

　　自打离婚之后，她就没怎么见过儿子，没有尽过当母亲的责任，她都没法在孩子堆中认出自己的骨肉。可当她听到儿子用稚嫩的声音，仿佛是第一次喊出“妈妈”的时候，她被职业训练出来的一付“冰冷”心肠竟也酥软下来，怔怔地望着自己许久未触及的那份情感。这声“妈妈”里带有孩子对于母亲天生的依赖与信任，带有孩子与母亲那种无论时间与距离都剪不断的感情纽带。这时候的田聪是可以选择的，真的要把如此乖巧可人的孩子推到电视前么？还是放弃这期节目？节目的急待播出让田聪没有时间回味母子之情，她把路笑连哄带骗的扔到了大街上，让镜头对准了他。接下来的就是平时那个“铁石心肠”的制作人了，你会看到她为了节目有话题受关注，暗中为孩子规定路线，安排障碍，派出临时演员，为赞助商插播广告。不过，这种现场节目的突发状况总是不能预计的，尤其当事件的主角是个欢蹦乱跳的孩子，我们就只能和田聪一起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呼啸而来的汽车，冲向呆立在马路中央的路笑，连喊叫的机会都没有。看着差点遭遇意外的儿子，田聪已不自知的红了眼眶。一旁猛涨的收视线再一次把田聪的母性压在了好胜之心下。命运的警钟沉重的撞击，田聪早已听不见任何声音。

　　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变换纠缠，面对儿子纯真的脸，她总是被本性拉回成一位温柔的母亲，虽然会对调皮的路笑手足无措，却也会温柔真切的亲吻那张脏乎乎的小脸蛋。如果说田聪在哪一刻卸下了防备与一颗好胜的心，就是在旋转木马上她吻着儿子的脸。那个旋转着的小车成了她抵御外界侵害的贝壳，阻挡了她的欲望和那一双双窥探的眼睛。到最后，她茫然地站在东方明珠的最高层，无法欺骗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目，她也无法坦然面对自己的真心。可惜，这不是属于她的童话，她无法收获美好的结局。

　　影片的导演在娱乐和批判力度上都相继失手，制造精彩的程度远不如题材带给人的期待。虽然看到了一张张熟识的脸，但在导演青涩的执导下也无太大施展的余地。杜汶泽还是那个杜汶泽，幽默不失深情，但是导演已然不是彭浩翔了。你甚至可以看到“伊莎贝拉”里的他那玩世不恭的一笑，但总是不对味儿。

　　当走进电影院，对于一部电影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看完之后的心情。如果把“回家的路”当成午夜都市剧场看，倒也可以赚来不少眼泪和笑声；如果把它当成娱乐片看，也许你会得到几声干笑；如果把它当成文艺片看，你会完全摸不着头脑。当然，如果是为了看范冰冰的，也不会失望。特写下的那张脸，不只是用美貌吸引你，也用丰富的内心世界让你为她叹息。

　　《变形记》中有一位精于纺织的阿剌克涅，优美灵巧的织布手法让帕克托罗斯的水上女仙们，都要离开自己的河流去观赏。她非常以自己的纺织为傲，还夸口自己的织品绝对不会输给女神弥涅耳瓦，并且弃女神的多次警告而不顾。后来被女神变成了一只蜘蛛，日复一日地织着防线。在神话中，阿剌克涅由于太执着于自己的本领，触怒了天神，终遭厄运。田聪就像故事中的阿剌克涅，美丽聪慧，占尽了先机，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主持人是因为她的努力和野心，失去这一切也是她太过于执着于此，划错了自己的底线，一次次把儿子和家庭划在了第一选择之外，最后中了命运无常的圈套，用巧手给自己打了个死结。三年前，她就因为太执着于事业，失去了家庭，三年后，她再次失去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作为一个抉择于事业与家庭之间的人，你得知道什么才是最不可失去的。追随着令人盲目失狂的欲望，只能走向一场幻灭。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500145/

今天去西单看了“回家的路”的看片会。
人很杂乱，电影院的服务员很凶，温度很高。
电影嘛，拍得很电视剧，让我想起了电视台经常播的那些讲真人故事的节目。
煽情倒是煽情，但是属于你感动之后特别想说无聊的那种。
电影明显想靠小朋友的表演吸引观众，大家总是对小朋友很宽容嘛。
可惜，导演仍旧没有把握好机会。画面粗糙，制作匆忙。
可怜了冰冰那么努力的表演，几场感情戏演得其实很动情。还是挽救不了什么。

后来的见面会也是短促的。但是起码看到了冰冰，一如电视上的美丽。
非常有老板娘的架子，特别会讲话，会调节气氛。
只要她稍稍跟杜汶泽低语几句，闪光灯就不停闪。
其实说的都是芝麻小事，几乎都能听到。不知道报纸又要写成什么样。
当有人提到“伊莎贝拉”好看，她马上非常赞同的点头，竖大拇指，
自言自语地说，我也特别喜欢。
她和男人站在一起，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暧昧，特别像哥们儿。
她说话也很干脆，不失温婉。一如我喜欢的样子。

后来，发布会结束。制作组的一行人被护送着，匆忙走到了门口。
摄像头基本都收起来了，人们也都四散而去。
冰冰的弟弟跑上前去，大叫“姐姐”。
她马上弯下腰，满脸的笑。不是对着镜头的那种笑，是宠爱的笑，温柔的笑，
你知道么，是我最爱的那种笑。特别真切。

　　法国电影“芳芳”（Fanfan 1993）中的亚历惧怕爱情被情欲所吞噬，于是只能隔着墙壁窥视美艳的芳芳。要不是芳芳砸烂那面镜子，他还站在爱情的对岸驻留。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重新求爱保持爱情的温度。借此宣告了爱情不只是细水长流，不只是一蔬一饭间的浅笑低语，不只是温柔的、美好的、单纯的。它如暴风般席卷而来，铺天盖地的逼近，散播着疯狂的瘟疫。你会看到它的翅膀与天空擦出火焰光芒，一路燃烧，势不可挡，那热度在半空中就烧干了一场即将倾盆而下的大雨，形成了一张密网，拍打着你的心。在《第十二夜》中，伊利里亚公爵甫一出场就道出对爱之激情的渴望：“假如音乐是爱情的食粮，弹奏下去吧；让我无节制地食用，过量地食用，直到欲望作呕，然后消失。”当人们唱着爱情温柔的小夜曲时，却忽略了它也是荆棘，罩着欢愉面具的魔鬼，粗暴地吞噬快乐，专横地掠夺时间，野蛮地刺伤试图靠近它的人们。

　　伦敦的一场相遇造就了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遇见了茉德•冈，短短九天的相处开启了叶芝绵延一生的爱情之伤，也翻开了一章动人的爱情诗篇。一百多年后，恋人们还在从叶芝的诗中寻找爱情的福音。时代不停变化，战车马蹄的轰鸣都已掩入黄土，那份炽热的狂恋留下的余音却仍旧在每个人的心中回荡、颤动。那时的叶芝不知道今后是否还会有幸重遇面前的女子，只能紧紧盯着她，渴望能把这副面容镌刻进灵魂的最深处。狂热的爱意将他几乎焚烧成灰，化成一阵叹息的烟尘。后来，叶芝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茉德•冈，却未能得偿所愿。爱情的荆棘包裹着叶芝的心，刺出的鲜血流淌在他每部为茉德•冈所作的诗文中。茉德•冈曾说世界将感谢她没有嫁给叶芝。这句近乎残酷的话，道出了叶芝诗歌中那一直燃烧着的激情的真谛。

　　都说时间是爱情的致命伤，婚姻则是将其尸体保存的棺木，距离最终洒上一捧哀悼的黄土。这么说未免武断，但琐碎的生活确实磨钝了爱情的光芒，让它由璀璨的星星变为一块普通的石头。爱情变幻莫测的狞笑却能将其本质剥离出生活的枷锁。就像王尔德接受审判期间写给恋人的信中所说：“欢乐隐藏了爱，但痛苦却揭示出爱的本质。”强烈的爱让他把监狱的酸苦水变成琼浆，抚慰了他孤独的伤口。他的哭泣与快乐同在。牢狱之灾与流放就像一把火把他焚毁，灰烬中剩下一颗依旧向往爱的水晶之心。即使他的爱不断伤害他，背弃他，他仍渴求爱，他无法要求世界接受他，但却可以轻易推开爱的大门。那个男孩毁灭了他的生活，他却因此更加爱他。哪怕这注定是出悲剧，他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他得了爱的疯病，你笑他、骂他，把他扔进地狱，爱情仍旧可以在他心中开出花朵。

　　“两小无猜”（Jeux d'en fants 2003）就是这样一个交织着痛苦与欢愉的爱情故事。它纯粹、简单，容不得瑕疵，从头到尾充满激情，注定燃烧至死。不要妄图从中纠结出道德与伦理，面对已无感情的婚姻与伴侣，爱情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它是“美丽的暴君，天使般的魔鬼，万恶的圣人，庄严的奸徒，装订精美的邪恶之书”。曾经，安小姐一次次抛下为她赴汤蹈火的男人，扑向那只大猩猩的怀抱，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写下跨越世纪的疯狂爱情宣言。在现实生活里，“金刚”无疑是一个童话，但是在爱情的疯狂故事集中，它只是平常的一页。

　　苏菲和朱利安的初遇混合着耻辱与愤怒的情愫。苏菲被同学欺负，说她是“波兰猪”；朱利安拒绝接受母亲身患重病的事实。一个小小的赌局让所有难题变得迎刃而解，在生活的沙漠中开辟出一块绿洲。他们比着做大胆的举动，说惊世骇俗的话，做不符合年龄的事情。重病的母亲跟朱利安打赌她会飞行，她赢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苏菲和朱利安一生都在打赌，赌局让他们亲密，也成为了他们在爱情面前望而却步的挡箭牌。因为在过于眩目的马戏团焰火中，很容易掩藏心中的悸动与不安。赌局是小丑的戏服，色彩斑斓的衣服带给人快乐，掩藏了油彩下的真实。

　　小朱利安在为母亲的去世哭泣时，苏菲带着花环出现在坟墓上方，身披天堂的亮光，哼着“玫瑰人生”的曲调，为墓地吹来春天的芳香，驱散了死亡的阴霾。朱利安笑了，眼中还含着泪光。他幼小的心还不知道那股幸福的暖流来自何方。苏菲向坟墓扔下一朵雏菊，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这种子沿着生活神秘的河流，迂回曲折，谁都看不到它将来会流向何方，长成什么样的大树。自母亲过世后，他们就睡在一张床上，各自睡在两头，这种亲密的距离仿佛在预示他们永远在爱情的追逐中咫尺天涯，在情感的两极交互而过。而他们之后的爱情旅途中，也确实非爱即痛，非笑即哭。苏菲不敢先说爱，害怕朱利安认为这只是场游戏；朱利安不敢表达内心的感情，兀自囚禁在自责与怯懦中，他依旧不明白心中的幸福暖流是爱，还是仅仅是荒唐的赌局带来的快感。他只能追着汽车，让爱情的告白淹没在车轮的轰隆声中。

　　当长大的苏菲将内衣套在衣服外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学校里时，他们的关系进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前他们是想成为成人的小孩，现在他们是永远停留在童年的成人。这个赌局和其他任何一种赌博相同，让人上瘾，他们也和其他的赌徒一样沾染了恶习——想赢的欲望超过了爱情。其实只要把对方拥抱入怀就能从此幸福美满了，但是他们就偏要赢，偏要争当爱情里的暴君，争当上游，战胜爱情。于是，苏菲说他永远伤不了她的心，他就偏要处心积虑地刺伤她的真心。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脱下裤子，敢从疾驰的汽车下捡回了旋转木马盒；她敢站在狂啸而来的火车前，敢从冰冷的河底捞出旋转木马盒；他们敢作敢为，他们无所不能，但却没有人敢说“我爱你”。他们的举动越是疯狂，就越是在爱情的面前懦弱地不敢抬头正视。他们是这爱情舞台上的两名笨拙的演员，说不出内心的台词，只好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掩饰慌张；又像是被松枝刺伤脚趾的猛兽，用狂吼暴躁的声音表达不出羞耻的隐痛。过重过于强烈的爱情，几乎要将他们两人压得奄奄一息。

　　朱利安用了四年报复苏菲的拒绝，苏菲用十年报复朱利安的无情与退缩。就像朱利安说的那样，他们是让•拉辛笔下的悲剧人物，禁锢在循环不停的报复中品尝爱情的苦果。在《伊菲革涅亚》中，阿迦门农为了远征特洛伊，献祭了女儿伊菲革涅亚。作为母亲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怀恨在心，十年之后与情夫合谋杀了阿加门农。而他们的儿子俄瑞斯忒斯为了给父亲报仇，又手刃了母亲，一辈子被复仇女神追逐。相爱的人们被命运戏弄，只能互相残害谋杀，羞辱折磨，百般凌辱。最后像心灰意冷的朱利安一样，万般无奈中投身入无聊的幸福人生。三十五岁的他已经是事业有成的居家男人，被住房贷款和毫无变化的工作包围，在六十迈的限速下开着最高速二百多迈的标志汽车，一次次拿起电话却不敢和十年未见面的父亲说话。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苏菲，她已经是全国最著名球星的妻子，住豪宅开跑车，把朱利安和过去一股脑儿抛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他称自己为男版的“卡蜜尔”，被罗丹抛弃，毁灭了才华，住进精神病院度过余生。是的，没有苏菲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而无趣的精神病院，每个人都沉闷无聊，没有人能打动他爱的神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发狂。除了苏菲。他们两人分开后，其实都可以拥有各自逍遥快活的人生，有一个爱着自己、包容自己、宠溺自己的伴侣。但他还是不能满足。你不能怪罪人的贪婪，如果你曾见过天使起飞，星球旋转的轨迹，磅礴呻吟的河流，爆裂喷发的天空，如果你曾发狂地爱上过什么人，你就无法再次适应平静安宁的生活。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光芒，到处都是被爱情燃烧过后的痕迹，一片狼藉。

　　“你能在婚礼上弄哭新娘吗？你难过时笑得出来吗？你可以十年不说话么？”几乎到达等待极限的朱利安质问着与曾经的自己一样稚嫩的孩子，也质问着从未长大的自己。三十五岁的他依旧是孩子，却没法睁开眼睛就看到苏菲向他微笑。然后，旋转木马盒的出现再次开启了这场游戏。暗示命运的镜头俯看着朱利安将车开向苏菲的家，看着他的心再次飞奔向她。当再次投入到游戏中，被一群警车追赶，疾速飞车在公路上时，“那种火山爆发的感觉比什么感觉都棒，连嗑药都比不上，胜过迷幻药快乐丸，胜过星球大战三部曲，胜过登陆月球和圣诞老人，胜过全世界的财富，胜过自由，胜过生命。”欢迎再次来到爱情的游乐场，享受缠绵的衷曲，歌唱无言的诗篇，拥吻生命，两百倍的甜蜜！这根琴弦是那根琴弦的亲密恋人，两根琴弦再次合奏，骄傲地引吭高歌，从阴霾大地飞入云霄。

　　他们用死亡的永远相守报复命运的无常，报复让他们分离的十四年光阴。他们从生命的手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与爱情。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490291/?mtime=11096#Comments_1274418

　　一、人生导师

　　能遇到一位人生导师或是精神领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无疑是灵感源泉和创作的动力；对于常人，他们则是成长路上的鹅卵石，在迷雾中带来暖意指引方向。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以戈达尔为标准，划分了自己作品的类别，让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戈达尔曾经塞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表达了对其作品的不满。几十年后再次说起来，当年心高气傲的愤恨，已然成为了今时今日的遗憾。贝托鲁奇太想得到戈达尔的肯定，却忽略了最真诚的忠告听起来都不太顺耳。康德对于贝多芬的影响，更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感召。大学时代研读康德的论著，让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与世界观。当中年饱受耳疾折磨时，他又因康德的哲学观学会忘记不幸，埋头苦干。在耳聋后，贝多芬用笔和朋友交谈，曾写下“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头顶上的星空。康德！”肉体所能到达的限度总是一定的，艺术则是精神一次次超越凡夫肉体的最好证明。正是肉体的苦痛，使得他们的作品中渗透了洞穿生命的力量。这些都是可以编写进书籍的佳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能遇到的“人生导师”多为良师益友，他们不见得完美，也有人性上的弱点，但是越过他的肩膀，你能看到一条崭新的道路。就像多多遇到了影院放映员阿尔夫莱多，查理遇到了弗兰克•史雷德中校——多多爱上了那座天堂电影院，并在阿尔弗莱多的鼓励下继续坚持学习，回到了罗马，这才有了二十年后，身为导演的多多重归故里追忆往昔的感触；弗兰克是个双目失明沉浸于酒精和回忆中的绝望男人，但也是他支持着查理走上那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谁都希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有个人站出来拨开险恶的假象，告诉自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天堂。如同神话中的珀耳修斯，有了雅典娜的盾牌和忠告、冥神哈得斯的隐身帽、赫尔墨斯的飞鞋，他才能顺利地割下美杜莎的头颅，并成功逃跑，筑就一段传说。不过，生活毕竟不同于电影，就像阿尔弗莱多告诉多多的那样：“现实要艰难得多。”

　　如果，这些人，传说中的，书本上的，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你都没有遇见，该如何面对困境，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并能坚信不疑地走下去呢？

　　瑞典电影“恶行恶状”（Ondskan 2003）中的艾瑞克•庞帝就是这样一个靠自己的力量，挣扎于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人。当淘气、反叛、单纯的童年早已一去不返，未完成的学业让他还不能凭实力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在极具男权社会特点的家中，没人能阻止继父对他们母子的毒打，似乎上百年来大家已经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如果说有些父亲还能将这种手段称之为“爱的教育”，那么艾瑞克的继父则纯粹是对权力的享受和暴力的发泄，饭桌上不留心掉落的餐具，都能成为一顿皮肉之苦的引子，接下来就是每日饭后继父用来消食和舒活筋骨的痛揍了。青春对于艾瑞克不只是“叛逆”两个字可以简单涵盖的，他生活在暴力与压抑中，拳头是他唯一知道的武器。继父打在他身上的力量，他再一点点打出去，这让他在正常与疯狂中取得平衡。不过，与继父在家中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同，艾瑞克并非是学校的权力中心，至多是个普通学生，对同学的殴打完全被列入了操行恶劣的行列，校长用“恶行恶状”这个词将他驱逐出了学校，并扬言没有公立学校会要他。于是，母亲变卖财务凑钱让他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能上大学，选择自己的人生。代价是他不能再打架，必须严于律己，安稳毕业。

 
　　二、等级制度的世界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风格。比如曾有人写道，在英国的剑桥，每到用餐时，学生都要站着等待教师入座，才能落座。这是一种礼仪，且包含着等级制度的烙印。

　　艾瑞克就读的私立学校坐落于远离斯德哥尔摩的郊区，环境优雅、静谧。每个途经此地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的学生文质彬彬，相互间相处融洽。学生会会长奥图史翰热情的介绍，给初来乍到的艾瑞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到了晚餐，全体学生集聚在一起，艾瑞克才接触到学校真实的一面：吃饭时，学生都是不分年级混坐的，真正用来划分他们的是严格的阶级关系。贵族是最高等的学生，其他的都按家庭富有程度来分类，至于没钱的那些人，根本上不起这里。老师一般不插手管理学生吃饭时的纪律，都是由一位桌长和一位副桌长管理，惩罚可能是用任何一种餐具狠敲头，或者是一次罚站，又或是被取消周末假期来打扫学校。平时管理学生秩序的，是学生会会长史翰和他的几个副手。不仅学生中的等级森严，连历史老师都在课堂上，教导学生如何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判断他的高低贵贱。这么一来，当知道学校禁止学生和餐厅服务员交谈，似乎也就不会那么惊讶。私底下，学生之间喜欢讨论的，不是时事趣闻，而是其他同学家长甚至包括老师的政治倾向。

　　不少学生，尤其是新生，对学校这种由一小撮人享有至高权威的做法很是愤懑。但也做不了任何反抗，只能乖乖受罚。家庭社会地位是生下来就受之于父母的，通过普通的努力无法改变。他们只有咬紧牙根，熬过新生期，也许过两年，他们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对于新生受到的惩罚幸灾乐祸。

　　学校门前的斗场是唯一一个新生可以对高年级生还手的地方，不过被叫到那里的人通常只有被多个人围殴的下场，没有公平可言。而最令人齿冷的是围观的学生全部都欢呼雀跃，振臂为打人者助威。在这个小圈子内外，他们处于不同的位置，也变换着身份与心态。当他们被打时，总是充满愤怒，希望快点结束这一切；当他们围观时，则都参与了打人的角色，希望他们下手再重一些，血再流多一些。他们从心底畏惧权威，却又很享受权威带来的征服的快感。包括学生会会长，都是由受人欺凌的新生长成的。他们忍辱负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站在那个耀武扬威的位置，把一切怒火都发泄到别人身上。说起来，这是一种让人不齿的报复心态，小人的做法，与中国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背道而驰。但是在学校营造的独特环境中，这俨然成为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校方鼓励他们这样做。这样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深切体会权威与等级的力量，因为到了社会上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等级圈子。你得不断往上爬，才能免于总被人踩在脚下。

　　以艾瑞克的个性，注定与学校的环境格格不入。虽然他已经尽快了解校规，遵守规定，却还是一次次触犯了学生圈子的权威中心——以学生会会长奥图史翰为首的学生会。一般人只是看到史翰就害怕了，偏偏艾瑞克不把他放在眼里，坚持不道歉、不服从的态度，更是不理会他们无理的要求。他不羁的性格和年轻气盛，让自己和学生会之间走入了一个难以预料的危险较量。艾瑞克的无所畏惧让史翰等人深感威胁，躲在权威背后的他们脱掉身份的遮羞布，也不过是几个没胆量的毛头小子。当身份不能威慑住一个人，那么史翰就要想尽办法让艾瑞克学会畏惧。于是，他叫他胆小的“老鼠”，加重禁假的长度，让他做徒劳的活计，凌晨进入卧室偷袭他。艾瑞克则一直是不予理会，能做的事情就做，但也决不因此而服软，任他们作威作福，反而趁机巧妙地予以反击。

　　两者间矛盾的交织的第一次顶峰，是艾瑞克成功地第一次反击了史翰后，在饭桌上还不肯放过地嘲笑他。他的肆无忌惮严重威胁了史翰的权威，也把他逼到了穷途末路，这种时候，暴力就成了巩固权威最直接的手段——史翰在全体同学面前对艾瑞克大打出手，艾瑞克背着手任他挥动拳头，鲜血横飞。所有学生都停下来，静静观看，无人喝彩。在他们熟知的规则中，暴力是存在于斗场中的一个娱兴节目，越多痛苦才越精彩。当这种暴力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饭桌，就在无形中打破了一种规则，也打碎了他们隔岸观火的心态。雨点般的拳头仿佛打在了每个人脸上，让他们惊觉自己不过都是在这样的暴力下求生存的人。斗场不是给他们求公平的地方，只是权威炫耀自己力量的舞台。一切暴力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分时间、地点。最后，结束这一切的是餐厅服务员玛莉亚的一声大吼。她来自芬兰，那里容不下这样仰仗权势欺凌弱小的人。不过，一切还没完，事件的高潮是校长的出面。他从餐厅的转角走出来，看着打红了眼的史翰和几乎神志不清的艾瑞克，脸上是平静的神色，似乎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只是简短地吩咐：“够了吧。”如此就为意外的暴力流血事件划上了完满的句号，没人再需要想起来，也没有必要讨论。校长的态度传达了一种信息：关起门来，怎么打人都行，但是在公众场合还是应该收敛些，毕竟我们是讲究礼仪的学校。这与艾瑞克继父打人的做法在本质十分类似。他每次殴打艾瑞克都要走进卧室，关起门。仿佛一旦关起门，这就成了一件不容外人插手的私事。尽管如此，礼仪还是要讲究的，绅士的样子还是要作出来的，但在个人王国里，他们依旧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在那个世界，礼仪与道德无关。

　　三、操行零分

　　电影从头至尾都冷峻压抑，随着故事的高潮迭起、峰回路转，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起伏。导演用艾瑞克和史翰的较量推动情节的发展，但深深触动每个人的，是艾瑞克自身的一种挣扎。他该如何做？才能在不出手打架，不被开除的前提下，还能保护自己，保护尊严，保护自己的朋友和爱人。他试过对抗，也试过妥协，也用过妙计让他们有苦说不出，他甚至顶住压力赢得了游泳比赛。可惜他做的努力都无法在操行评分上体现出来，操行分数始终挂在及格线的边缘。换了学校，循规蹈矩，依旧被视为品行恶劣，操行不佳。

　　操行本来是评价一个学生品行的标尺。但品行优劣却又很难有具体的文字标准，毕竟人的复杂性远不能用几个分数来评定。这所学校却将操行与个人对于学长的服从程度直接挂钩，倒也算符合了学校一贯从家世等背景评价一个人的作风。就像艾瑞克的好朋友皮耶•唐吉，他是全校最聪明的学生，人也敦厚谦逊，却遭到同学的嘲讽，甚至被历史老师当作劣等种族的典型。

　　关于学校对于学生操行评价的做法，不少导演通过镜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法国导演让•维果显然提倡爱护孩子淘气玩乐的天性，不要过多地限制和批评，阻碍他们的创造力和正常的成长。在其作品“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 1933）中，生活在小学寄宿学校的孩子们处处受到校监的控制，他总是试图让玩心正重的学生循规蹈矩，却屡屡受挫，被一群活力四射的孩子耍得团团转。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判他们操行零分，取消休假，用惩罚作为唯一的教育手段。几个孩子也不肯就此善败甘休，趁着校庆日，登上房顶占领了学校。电影从头至尾都散发着活泼、诙谐的孩子气，无限的活力，无限的创造力，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借由此片，可以看出导演意欲突破传统守旧的教育制度，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建造一个更好的乐园。

　　如果说“操行零分”用轻松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青春年少与腐朽制度的冲突，那么英国导演林赛•安德森就在“如果”（If 1968）中愤怒地抨击了学校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校长嘴上说要培养新一代的青年才俊，却仍旧沿用培养传统标准的英国绅士的教育方式。使得古板，沉闷，阿谀奉承的人占了优势，新生和弱小的学生永远受尽欺负。这里处处都讲传统，连督导员鞭笞学生都有一套特殊的方式，他们穿着整洁的西服，风度翩翩地向新生挥下鞭子，毫不留情。内心的冷酷与外表的虚伪作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查维为首的几名学生也像“操行零分”中的孩子，占领了学校，只不过他们不只是爬上屋顶，而是拿起机枪向人群扫射。最后的镜头就定格在炮火中查维愤怒的面孔上。是谁让本该欢快求知的脸上，满是仇恨？应该感恩的心却指向死亡？故事是杜撰的，电影是虚构的，一切都在“如果”这个名字的前提下成为了一出精心编写的闹剧。但是那种愤怒是真实的，指责是确凿的。事态不能等到不可挽回才痛定思痛。

　　在“恶行恶状”中，谁都看得出，操行优等的史翰实际上是个胆小懦弱、趋炎附势的小人。而艾瑞克虽然不爱说话，很会打架，却从不欺凌弱小，反而爱提人伸张正义。学校操行的标准恰恰与社会上对道德的标准相反。可以说，正是学校畸形的教育抹杀了艾瑞克这样重情义的人，造就了无数史翰这样势力、冷酷的人。教自然课的老师并不明白学校的内幕，他还指责艾瑞克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朋友，让皮耶被迫退学。就是说，哪怕在这个学校乌烟瘴气的氛围内，也有人怀有常人应有的道德感和判断力，只是他不知道此中状况。就像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现象一样。所以，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的错误，就不坚持少数人的正确选择。艾瑞克用沉默对抗，用暴力反击，试过各种方式坚持，在一次次失败与磨练中，他终于明白了该如何在自己毫发无伤的情况下给予对方有力的一击，明白了如何不再活在继父的阴影下。他找到了那些躲在权势背后的人，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怯懦。他从一个爱打架的男孩成为了一个懂得自制的青年，能挺胸抬头地走自己的路。那双曾经饱含愤怒的双眼终于沐浴在阳光下。

　　杰克•凯鲁亚克曾在书中写道：“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

　　所谓征服世界，并非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屋脊上大声呼喊，而是在这里寻找到更好的方式去走那条不怎么平稳的道路，不会迷失。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460645/

　　一、找寻

　　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开始了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孤独时光。他独居于远离人群的湖滨木屋，享受着漫步于脚下的思想旅程。旅行不仅仅是单纯地游览不同城市的风光，呼吸异国风情混杂陌生植物的空气，将被时间和一成不变的环境冻入麻木土地的思想，放在他乡的暖阳下舒展筋骨。一位旅行作家对于一个城市的描述，绝对与当地的城市专栏作家所见不同。大到城市风貌的变迁，小到街头商贩的叫卖，当地人联想的多是明日上班的路线和下锅的饭菜，偶尔会凭借着经记忆中的图纸将不同时空的街道重合，感慨一番。本雅明认为“假使把现有的城市描写根据作者的出生地分成两组，我们肯定会发现，当地作家对相关城市的描写只占少数。”。当游人赞美伊斯坦布尔的光辉历史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依然矗立的木质房屋和鹅卵石街道，一直居住于此的帕穆克却沉浸在国家贫穷、破败的忧伤中，渴望黑夜吞没代表贫困的街道，等待路灯苍白的影子越拉越长直至夜幕披盖了整座城市。不自觉地，旅行便成为了一种思考，一种对于美的发现。那些熟识的风景在陌生好奇的眼中变成了有着神话意味的美景。

　　当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我们要做的无非是找寻和思考。被无数次开启的心灵之旅，可能缘于吹向奥兹国的一场龙卷风，缘于尼尔斯家中那头突然萌发旅行念头的雄鹅，也可能只是因为格列佛始终无法时来运转的生活。有时候精心策划很久，不如就像“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 2005）中的美籍犹太人乔纳森那样，把两个厚厚的酒瓶子底扣在眼睛上，提个小皮箱，跟着不靠谱的年轻导游，试图寻找祖父在二战中的救命恩人，一路上把各种各样的物品塞进密封袋保存：一个狗都不愿意吃的马铃薯，乌克兰河边的一小撮土，一张几十年前的褪色照片。它们让回味旅程时，一切变得比照片里的凝固画面要真实许多，它们携带着曾经所有者的记忆。谁都知道，乔纳森找到的不只是一望无际的向日葵田，一个照片背后的名字那么简单。

　　“鹳鸟踟蹰”开始于电视导演亚历山大到希腊边境摄影取材的一次行程。他的所见所想都纠缠着对比雷埃夫斯港口事件产生的疑惑：亚洲的难民遭到希腊政府的拒绝，无法登陆，最后选择投海自尽。电影一开始就是死亡，直白突兀得让人猝不及防，一时间难以应对。面对死亡，我们总是开始不自然的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爱伦坡为了制造忧伤的气息，把美人之死放在诗里，因为“各种忧伤的题材中，基于我们对人类的普遍认识，什么最为忧伤？显然是死亡。”溺毙于海上的人为何选择最为让人忧伤的方式作为一切的结局，是最令亚历山大不解的。低空盘旋的飞机在海上层叠的波浪上吹出圆形的波纹，尸体在海上浮沉。那一刻持续了几秒钟，却凝固了一次旅程的终点和另一次旅程的开始。仿佛他们不再需要逃跑和施舍，终于在浩瀚的海洋上找到了栖息的家园，将整个的世界抛在了身后。把生活的谜团抛给了我们。他们为什么去了？去了哪里？

　　那位失踪的政治家就是被谜团包裹的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只不过他选择开始全新的旅程去寻找谜底。由马赛洛•马斯楚安尼扮演的政治家，因为其作家的身份在国际上也备受瞩目。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娶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妻子。在希腊军事政权崩溃后，他一直作为内阁幕僚，在政治界崭露头角。198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世纪末的忧郁》，评价了当时的国际形势，遭到了政党的反对和批评。在之后的一场重要的议事会上，大家都等待着他发表一番精彩的演讲。可是，他站在演讲台上，看了看厚厚的演讲稿，随即塞进了兜里，低下头。整个大厅都回荡着他低沉如黑夜的声音，“有时，在雨声背后，为了能够听到音乐，大家都沉默着什么也不说。”自此，他走出了议事堂，也走出了所有人的视野。虽然不断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的妻子，他在希腊各地的行踪，但他的妻子仍旧认为他已经死了。他曾经到过火车站，为墓地献过花，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工，坐在广场的角落抽过烟。他不停的变换角色、身份，但一直在追求最初让他出走的答案。他在这个电影中是没有名字的。正如他在答录机里的留言，他什么都没有，不停有人夺走他的东西，让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只好借个名字生活。他是谁，叫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向北，走向边境，试图找到他所归属的地方。

　　当你出生、成长在一个国家，不管你爱它、恨它，仍旧难免成为它的一部分。讲起她的时候，就像在讲自己。讲自己的时候，又像是在叙说国家的遭遇。当拍摄一个发生在国家的事情，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但政治很少成为安哲的主题，他更多地在讨论生命最基本的一些问题，人类的生存与痛苦。流浪的政治家曾经给一个小男孩讲那个放风筝的故事。在世界的末日，人们开始旅行、迁移，以撒哈拉沙漠为目的。一个小孩扯起了风筝，大人也和他一样，不断拉着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东西，开始了漫长的旅行。这个故事直到最后都没有讲完，没有人告诉孩子这个旅行何时结束。但这就像是政治家令人费解的旅行的原因。他的世界就像距离太阳太近的星球，原本平静的生活慢慢受到外界的伤害，让他开始燃烧。各种各样的事件冲击着他的价值观，不仅仅是政治，而是发生在身边的所有事情，那些真诚的、虚假的，善意的、恶意的，把他的灵魂放在命运巨大的手中揉搓着。他必须去旅行，去探索，去寻找。

　　有时候，找寻的意义不亚于在旅程尽头得到的答案。就像奥尔罕•帕穆克说的：“提问本身就像车子、屋子、渡轮窗外的景色同等重要”。这些风景随着路程的延伸，渐渐成为了在路的尽头最值得回忆的东西。

　　二、边界

　　大陆与海洋的交界，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希腊与阿尔巴尼亚的接壤，心与心的阻隔，生与死的轮回。这些都是存在于生命中的边界，有些我们渴望跨越却难以跨越，有些不应跨越的边界却纵身飞跃了过去。

　　（1）国境线

　　当飞机越过不同的国家，很难从云层之间发现区别。国境线一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这种隐藏的界限就像是每个民族的差异，存在于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很少去看、去想。而电影则一路把我们拉到那条国境线前，仿佛在说，看看我，听听我。

　　希腊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处只是一条用红白蓝三种色彩的颜料画出来的线，把一座桥分成了两半，很难从外观上判断出两者的区别。也许你可以感受到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这两片不同土地上的风貌，但是当一切都用一根线来作为划分，总是有些滑稽的，让人想起了儿时与邻桌的同学吵架，她气哼哼的用铅笔划出课桌间的一条线，不许对方越过这条线，以示气愤。带领亚历山大参观的上校站在国境线前，微微抬起右脚，就像一只笨拙的鹳鸟蜷起一条腿准备休息。跨过这条线就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只要踏出一步，就是外国的了。就是死啊——对面的守卫端着机枪，随时准备击毙私自越境的人。一线之间，竟然是生与死的距离。陡然间，这条细线背负的巨大意义令人深感压抑、不安与费解。它似乎一下子包含了文化差异、民族矛盾、生离死别的全部涵义，但是你却很难用言语表达感受到的重量。这个重量直直地压在了每个人的灵魂之上。

　　上校作为边境线的守卫者，不仅要看守国境线，还要防止两国的人通过那条分开两国的河流来互通有无。河两岸的人通过长长的线绳，拉着一个小木板在河上穿梭往复，交换着不同土地上的文化，阿尔巴尼亚的音乐，希腊人的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却都歌唱着爱情。他们渴望交流，渴望无国界的拥抱。同样是一根细线，却成为了连接两国的桥梁。强烈的情感对比，更加加深了人们面对边界的无助感。有些我们努力跨越的东西，却很难实现。

　　希腊政府在边境附近划定了一片地方供难民暂时居住，那里远离城镇，被称为等待室。他们在那里等待被允许进入希腊定居。希腊对他们来说比其流传两千多年已久的神话还要遥远。亚历山大拍摄边境素材时，将难民居住的环境纳入镜头——这里有男人、女人、小孩、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等从遥远国度逃难而来的人都聚集于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好像一幅浓缩的世界图景。他们从被潮气和风雪侵蚀得歪歪斜斜的废弃木质车厢探出身来，渴望着什么。身后狭窄低矮的空间便是他们曾经的国家。背景音乐传来手风琴翩然起舞的音调，开始是轻松的，仿佛享受着画面带来的美感，但随着镜头的移动，生活的惨况渐渐抵消掉了异地风光带来的美感。就像前面说的，游人的赞美有时却是路人的忧伤。

　　他们跨越了国境线，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离愁、羞耻、内疚、贫寒、沉默，最令人愁苦的是到底哪里算是家呢？他们跋山涉水，几次面临险境，来到了这里，仍旧住在漆黑阴冷的屋子里。难道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划着破旧摇摆的木船，每天行驶在缓慢的河道上买卖东西换取微薄的收入么？他们曾以为跨越了那条国境线，却没想又面对着另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文化的差异。他们也许有一天真的多到需要生活到希腊城镇中了，都很难成为这里的一员。

　　国境线是凝望中的远方，记忆中的故土，河对岸的花朵，一根永远跨越不过的细线。

　　（2）心与心的阻隔

　　国家之间的距离是由一条线拉开的。而心与心之间呢？

　　政治家与来自法国的妻子，他们看似幸福美满的生活，被他的不辞而别彻底打碎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环境，都不足以成为他们的障碍。最令妻子感到空虚和绝望的是，丈夫曾经在失踪后回来过，她试图和他重建往日的生活，以弥补议事会后空白的时间，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人。不停地把伤痕掩藏起来，不让她看见。就好像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人，长相相同，但是却有着不同的追求和经历。当他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就开始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就在那个圣诞夜，在那个过去与未来的交界处，他们安静而充满激情地做爱，仿若初识的男女。深夜，他站在窗前凝视着远方，第二天就登上了离去的汽车，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妻子并未四处搜寻他，一直和亚历山大说他已经死了。一个人抛弃了过去，抛弃了家庭，抛弃了感情，那么何必再找呢，曾经的作为政治家的他已经死去了。作为妻子的她也该继续新的生活。虽是这么说，每次谈及他，妻子还是满脸哀愁。曾经，“西雅图夜未眠”制造的浪漫来自于距离难以阻挡心灵的贴近。而她和丈夫之间，却永远被拉上了禁止穿越的帷幕，连偷看一眼都不行。在边境的破旧城镇，他们再次相遇，已经仿如隔世。她不肯承认那个是他。那个确实不是他。他们模样相同，却不是同一个人。心的距离也许是比国境线还难跨越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那条界限在哪里。

　　亚历山大在小酒馆里遇到了一名阿尔巴尼亚女孩。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凝视着对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距离，仿佛那条国境线上的河流横渡在了他们中间。屋顶的灯光在雾气与夜色中散发着犹如月亮的光晕，低吟着一首浪漫的歌。油画一样的黑暗中，女孩的卷发像星河一样披散下来，月牙的光辉柔和地俯视着她青春的脸颊，将此中的忧愁也泄露出来。亚历山大的手伸向了她的卷发，画面沉默着戛然而止。再次醒来已经是早晨，餐厅的光线在白昼下失去了神韵，愈发地有些苍白。亚历山大和女孩站在中央，厅堂顶的大灯被店主关上了。近景处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吧台上的三盏灯亮幽幽地闪亮着，女孩融合在了近景的黑暗中，亚历山大则被远处的灯光照亮。这样的画面，让他们看起来虽然手拉在一起，却被不同的光线隔得很远，就像是她的心在把他推向了远方，将忧伤掩藏在黑暗中。她在昨夜呼唤了其他男人的名字。仿佛她和亚历山大从未靠近，只是将他当成另外一个人。每次她和别的男人靠近，都只是将他们当成心中那个人的影子。她对那个人的爱，成为了阻挡所有人接近的河流。

　　（3）生与死的交界

　　从影片开始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事件，就交织着生与死的疑问。生与死到底相隔多远？只是一条国境线的距离？他们为何要跨越这条界限呢？

　　战乱成为了难民离开家园的主要理由。库尔德人的村庄因为受到化学武器的影响，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于是他们举家逃亡。一路沿着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厄沃罗斯河逃出来，他们把死亡抛诸于身后，跌跌撞撞地奔向自由。一个库尔德人说，那是他第一次祈祷希望月亮死掉，因为月光照亮了他逃跑的路线，仿佛指引着一条通向死亡的路径。当生存的希望只在一线之间，人们就开始求助于非自然的力量。严酷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开始变得迷信。不是说就真的相信会有奇迹出现，他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力量支持他们走下去，不至于在绝望的黑夜中迷失方向。

　　当他们最终披荆斩棘地来到了希腊，却又面临着新的考验，面对新的边界线。上校说，“沉默”是这里不成文的法则。每天都是沉默而压抑的日子，以防触及看不见的生死线。不同的信仰和民族，让他们的矛盾一触即发。就像窗外一成不变的冰天雪地。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开始飘起隆冬的雪花。餐馆中，两个男人争吵起来，内容有关背叛，其中被认为是叛徒的人哭嚎着为自己争辩，使劲用刀片在手腕上割出内心挣扎的伤口。这次争吵由一个人的死亡作为结局。那个曾经指责对方是叛徒的人，被吊车勾住脖子悬在了空中。没有人去追查凶手，谁都知道这不只是一次谋杀，不只是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矛盾，而是把他们所有人心中不停留血的伤口挂在了半空中。他们的恐惧、孤独与不安。他们逃出了国家，却仍未能逃出生与死的疆界。上帝的无能为力，让这个地方更加渺小。

　　三、忧伤

　　安哲电影的基调总是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刻意为之的煽情，这种忧伤来自于生活的激情，以及对于美和生命的探究。安哲的故事里总少不了废墟的身影，这也增加了画面的惆怅之美。废墟之所以美，在于其忧伤，在于其承载着时间与历史滚压而过痕迹。安哲的电影，是诗意的，是美的，是忧伤的，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希腊之情，他对希腊对生活的爱与痛。帕穆克用一本书来描述土耳其式的忧伤，这种土耳其语里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土耳其烟雾弥漫的早晨，冬日里荒芜的公园以及刮风的雨夜，微不足道的生活景象，受人歧视的命运，都构成了城市的忧伤。他们为此痛苦，也因此感受着忧伤带来的喜悦。安哲镜头中希腊的忧伤来源于沉默不语，他用镜头感受生活，感受潮湿阴冷的街道，感受被云朵遮盖的暧昧阳光，感受浓雾中的倒影，他如此投入，才会如此失落。

　　有时候，我们为了听到生命的喘息，画面后的忧伤，沉默着什么也不说。“鹳鸟踟蹰”中的政治家是沉默的，面对亚历山大的追问，他只是走进河水的浅滩中，像鹳鸟一样捕捉水底的小鱼。他的生活就在于此，明知也许是徒劳，还要去追寻、打捞、捕捉生活留给他一晃即逝的背影；亚历山大也是沉默的，他喜欢坐在黑暗中，一个人思考。当他深深感受到边境居民的无奈与忧伤后，不知如何表达，只能不停地在黑暗中奔跑，直到被巡逻的人拦住；看守边境的上校和亚历山大谈论着各自的生活，在边境工作的体会，远在伦敦的女儿，服务员手臂上的伤疤。然后，他听着用口琴吹奏的“平安夜”，忽然沉默着潸然泪下。他们都用沉默掩饰自己的忧伤。你若想走近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忧伤，只需要看看那幅画面。那些都是不可言说的情愫。

　　将这种沉默的忧伤发挥到极致的场景无疑是阿尔巴尼亚女孩结婚的日子。一年中会有一天，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河两岸，与亲人相聚。整个过程是宁静的，令人窒息的。人们躲藏在土垛后，等待对岸巡逻的车缓缓开过后，纷纷聚集到了岸边，相互挥手致意。他们都异常小心不发出任何声响，只能听到河水静静流动的声音，和鞋底摩擦土地的“嚓嚓”声。镜头望向了对岸，并试图拉进目所能及的距离，却还是只能依稀看到他们的动作。忽然，人们整齐地向两边退去，一个男人从中间走到了岸边，举起了手中洁白的花束。凭空举着，作为一种召唤与宣誓。今天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仪式在一片沉寂的气氛与渴望的眼神中进行着。仪式的最后，新人把各自的花束都抛向了河流，让日夜奔流的河水保存他们的誓言。新娘和新郎站在岸边，沉默地举着手，悲伤与热情，心的热度就在飞过河流到达彼岸。这是属于希腊的爱情悲剧，利安德尔每晚循着灯光游泳约见希洛，皮剌摩斯和提斯柏只能隔着墙壁亲吻，俄耳普斯还未走出山谷就回头看了妻子的亡魂。河水静静地流淌着，不紧不慢。它们在夜里嚎叫，却在白日里沉默不语。刚刚成为人妻的阿尔巴尼亚女孩，终于忍受不住沉默与距离带来的巨大悲伤，掩面跑走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这是世纪末的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日。地球接近了太阳，正在燃烧，人类不得不踏上旅途寻找全新的世界。最后是安哲作品中最为壮美的画面之一：雪后的夕阳变幻着光线，阴冷的灰色渐渐褪去，天空和河岸都染上了蓝紫色的霓虹，在云朵的边缘透射着一点玫瑰色。修电线的人爬上了电线杆，像是鹳鸟，望向远方，准备旅行。像里尔克说的，在生命的开始之前，我们能够包容死亡，又不会拒绝生活下去，继续走到旅程的终点，能找到永恒的家园。这是多么难以言说。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440394/

　　爱斯基摩人可以在一种语言中，用三十二个词表达喜欢，我们只有一种词汇表达爱却仍旧不知道如何说出口。心仪的男孩第一次说出“我爱你”，让情窦初开的女孩们激动得彻夜难眠，那句话成为她们生命的第一个闪光点。没有人会听到，没有人会记得，母亲在无数个被身孕折磨辗转的深夜，对着腹中还未成形的孩子默念着“我爱你”。我们因为这最初的爱，才有了之后那么多美丽闪亮的瞬间。二十年前，她们喜欢把头发烫成优美的发卷，在为数不多的衣裙中找出最干净整洁的一件。已然老旧的穿衣镜还记得她们当年曼妙的身姿，不能说倾倒众生，但是却让不少男人绝倒。当然，父亲们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曾经追求得有多辛苦；二十年后，她们引以为傲的秀发爬上了青丝，满是笑容的眼角多了岁月划过的印迹，崭新的梳妆台记录着另一个妙龄少女的青春。帕格尼尼和魔鬼签下了约定，出卖灵魂换来了犹如神助的琴技，于巴黎首演之夜用一根琴弦拉出了《梅瑟的祈祷》。那些母亲们，她们用柔脂滑肤、如瀑黑发同光阴之神交换了孩子的青春与美丽。她们用始终如一的爱，造就了用三十二种方式都无法道出的感动。银幕上的光影交错中，少不了这些伟大女性的身影，用不同的曲调谱出同一首颂歌。她们包含了生命中几十年的跨度，有未成年便已经怀孕的少女，也有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独自将孩子抚养成人后已近中年的女人，身患绝症的母亲悄悄为孩子未来的生活做着最大的努力。她们坚强面对生活的险境，母爱让她们变得无所不能，她们可以移动山峦，飞跃海洋，摘下月亮。只要是为了我们，她们宁愿收起天使的翅膀不再翱翔于蓝天，让双翼紧贴地面变作挡风遮雨的港湾。

　　阿甘不幸先天弱智，却以其纯良的性格和传奇的经历，感染了无数的观众，在他坎坷成长的背后有一个从不放弃他的母亲，为他争取上普通学校的权力，鼓励他品味人生中未知的甜美；有些母爱体现在永不放弃，有些母亲为了爱则必须“放手”——“飞跃情海”（Beyond the Sea 2004）中鲍比•达伦的母亲在十七岁生下了他，由于不忍心把他送走，又不想让他饱受流言蜚语的困扰，只好谎称自己是其姐姐，在鲍比短暂、光辉、起伏的三十七年中，她一直站在幕后的角落默默守候；“无我生活”（My Life Without Me 2003）告诉观众，年轻的母亲如何将死亡变成临终前送给孩子的最后礼物：当只有二十三的安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她选择了在余下的日子中为孩子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她的好女人，她把对孩子未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生日祝福都录了下来，当作她无法陪他们走得更远的遗憾与祈福；在那部赚尽人热泪的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 1983）中，女儿艾玛一经长大就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母亲罗拉保守老派的作风让艾玛吃不消，一点就着的发狂个性也让母女间充满了争执、对立，互不退让。可每每生活阻挡她的去路，她都能在母亲的身上找到慰藉与依靠。罗拉尖锐、挑剔的脾气让她永远都不可能说出过于伤感、温柔的话语，但当艾玛饱受癌症的痛苦，她在医院中失控地大吼大叫要求护士为女儿止痛。也许母亲不太擅于说感人的话，震撼人心的大道理，甚至不太常说“我爱你”，但她们就是这么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孩子，必要的时候可以奉献生命、灵魂，超越死亡的疆界。

　　诚然，我们赞美母爱，却不得不承认母亲并不因此而完美无缺。她们也会叛逆，踌躇不前，犹豫不决，在生活的洗炼中哭泣、成长。当我们知道真相后会因为这些而质疑母亲么？当得知她们不是那么完美？那句话是谁说的来着，“我们因为一个人的优点喜欢她，因为一个人的缺点爱上她”。谁都不是一个天生的好母亲，但她们愿意不断努力去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二零零六年的电影“雪莉宝贝”（Sherrybaby）就给观众讲述了一个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母亲如何自我救赎的故事。

　　雪莉•斯旺森的前半生活得放荡不羁。十六岁就去夜总会跳舞，沾染了恶习，在之后的六年间，海洛因便成了她生命中的挚爱。她和一个小混混生下了一个女儿，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她，就因为偷窃他人钱财购买毒品而锒铛入狱。三年后她假释出狱，再次踏入这个社会，试图洗清血液中的毒品和身上的耻辱，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可一切又是谈何容易。毒品让雪莉在地狱中的乐园走了一遭，再次重返人间，她的身上还残留着地狱之火的热度。监狱的生活没能磨灭她的火爆脾气，雪莉常常难以控制自己。在铁窗后面，这种强硬个性帮助她保护自己，那是一个比谁拳头硬的地方，可重返社会，这种秉性却是一种阻碍。想要吸毒，不一定有人阻拦你，想要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却要接受一系列的考验，家人的冷眼，社会的不公，曾经生活的种种诱惑。她连被路人粗鲁的撞到都会追上去大骂几句，这就是雪莉——美丽、嚣张，活得尽情尽兴，没人能斗胆在她的骄傲上啐吐沫。但她却为了见女儿而低声下气地央求保释官网开一面，为了得到工作而接受那个不怀好意的男人的“特殊要求”，为了重获新生她开始学会忍气吞声地循规蹈矩。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说实话永远比说谎更难。

　　屋子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女儿稚嫩、多彩的画作，时刻提醒她为了什么而坚持、奋斗。她不是什么圣母，也不是魔鬼猛兽，只是小心翼翼的走路，保证自己不再因为恶习而失足。她比那些初入社会的女孩更加艰难、乏力，因为她受过地狱火焰的魅惑，习惯了逃避。雪莉虽然在监狱戒了毒，却依然显现出性格脆弱的一面，潜意识里不断寻找着能替代毒品的东西。所以她烟瘾很大、喜好喝酒、依赖性带来的快感，这些都成为了她逃避现实的工具。每当她沮丧、愤懑、不知所措，就会沉醉于弥漫在烟雾中的尼古丁带来的刺激。她借助一切法律允许的方式寻找快感，发泄生活压力带来的愤怒和不安。

　　雪莉喜欢戴上耳机听歌，仿佛借此能暂时飞离这个令人疲惫不堪的世界，希望真的能如歌中所唱，当她坚持走下去，能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那种能被称之为天堂的世界。在这次旅程的尽头。她就如同威廉•布莱克笔下的《病玫瑰》，被毒品这只“暗夜里狂舞、暴风雨里呼号”的飞虫摧毁了生命。女儿莱克茜是生活给她的第二次机会。当三年未见的女儿主动拥抱了她，仿佛曾经遗弃她的世界又向雪莉展开了笑颜。她哭泣着向女儿道歉、忏悔，讲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一股脑地要把所有的爱都补偿给女儿。给她买很多很多礼物，讲好多好多故事，给她唱歌。她不顾弟弟的调侃，在饭桌前清唱起“Eternal Flame”（永恒的火焰），女儿是她永恒的火焰，穿透云雨的阳光，纯净柔软的蓝天，从未实现的梦想，飞落在左肩膀上的天使。她的歌声不够婉转动听，还有些跑调，这就是她的爱，不够优雅不够完美，却毫无保留地奉献。只要能听到女儿喊她“妈妈”，用那双细小的手臂环绕住她，她就能披荆斩棘。可是，不得不承认，她还无法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她的毒瘾还在身体里隐隐作痛。弟弟鲍比和妻子还对她糜乱的过去抱有成见，无法把莱克茜交给她。鲍比的妻子甚至不让莱克茜再叫雪莉妈妈。面对雪莉，莱克茜开始感到胆怯。深受打击的雪莉像头乱撞的飞蛾，渴望得到怜爱与支持，她求助于长相凶悍内心温柔的迪恩，她求助于父亲鲍勃的怀抱，她卸下防御的面具，开始痛恨自己的一无是处。可当父亲的手伸进她的衣服，就轻轻敲碎了她最后一道防线。所有的耻辱、难言的愤怒、没有朋友的孤独、女儿的冷淡都席卷而来，她光着脚在路上不停奔跑，世界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快，快得仿佛就要窒息。她想开始新的生活，却身陷孤岛。当世界对眼泪视而不见，她只能不停奔跑。

　　雪莉再次求助于毒品。就好像有个邪恶的小人拉着她一直往下坠，直到地狱的热度烫得她毫无知觉。

　　当雪莉再次醒来，仿佛刚刚结束一场关于羞耻的游戏，所有的承诺都变成了一文不值的谎言：亲爱的宝贝，我竭尽力量去尝试，却落败得一塌糊涂。亲爱的宝贝，你看，我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坚强。

　　雪莉再次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去戒毒、回监狱，或者带着女儿私奔。半天相处下来，她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照顾女儿，她的脾气，她盲目的爱都无法让女儿健康地成长。比面对这个世界更加艰难的就是再次放开女儿的手。她把女儿交还给弟弟鲍比，真诚地请求他照顾莱克茜。她终于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从摆脱毒品开始。下次回来，她会是个好妈妈，她会再次学着去爱。雪莉•斯旺森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蜕变，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母亲。

　　你看，每个母亲都有她唯一的一种方式去说爱。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414459/

　　一、战争与革命

　　（1）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六零年孤独病逝于莫斯科的郊外。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只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快乐，苏联政府的谴责与排挤，社会上的各种舆论的压力和言语攻击，发展至最后塔斯社授权声明要将他驱逐出境。本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故土的依恋，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写信恳求，公开检讨，甚至放弃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在西方各界名流对他的声援下，他才得以留在国内，但不久便郁郁而终。三十年后，当初引起轩然大波的《日瓦戈医生》才得到国内社会的接纳和公正的评价，算是告慰作者在天之灵。小说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一句话和帕斯捷尔纳克遭受的境遇有几分契合：“时代并不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作者与笔下的主人公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尤拉、尤罗奇卡）一样，从小就受到艺术文学的熏陶，热爱诗歌，经历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在时代浪涛中颠簸前行，始终不改对于写作的热爱与初衷。在职业的选择上，他们的想法并不相同，帕斯捷尔科纳一生都执著于文学创作、翻译，尤拉则从事了医学，对他来说，艺术只是一种爱好，不适合现实生活——“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不过，他们都具有把所见所闻和感悟记录下来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鞭策他们笔耕不辍。在诗集发表一再受挫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用八年时间写下了《日瓦戈医生》；在战火纷飞的逃亡路途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写作辟开一片净土，体会笔下潺潺地如音乐流水般喷涌的诗歌之美。此番比较，并非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代表了作者本人，只是说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帕斯捷尔科纳的热爱与坚持，见解与思考。

　　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对国家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为改变国家现况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他们曾经发起和领导过几次失败的革命，比如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沙皇麾下的一批贵族军官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反思国内农奴制的不合理性，爆发了起义。遭到了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真正意义上，称得上革命的时间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但是其造成的影响力会延续几年、几十年。失败的只是革命，而因此形成的一种全新的思想会在社会上得到孕育和发展，人民的意识随着一次次革命也在不断被唤醒，这为后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列夫•托尔斯泰就在改革时期把土地分给为他工作的农民，为维护农民的利益在社会上奔走呼吁。《日瓦格医生》以俄国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十月革命”作为历史背景，描写了那前后俄国动荡的几十年，各个阶层（主要是以日瓦格医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境遇，他们的思想变化，对于身边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的反思。

　　（2）战争与革命

　　尤拉从童年开始就生活在无止境的变化中，不停的变换住所，被陌生人照料，变化带来的不安定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而同时期的俄国也在经历着生存环境中的巨大变化，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无法左右的命运把书中的每个人物领向了不可扭转的道路：感情极端纯洁的少年尤拉从未想过自己成为了直面残酷战争的日瓦格医生，他曾为革命的到来而欣喜，却也为随之而来的贫困生活感到痛苦不解；拉拉为了理想、怀着非同一般的母性情怀，嫁给了帕沙，以为终于摆脱了噩运的纠缠，却再次陷入失去丈夫和安宁生活的困境；腼腆、调皮、热情的帕沙，参军后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神经质、鄙视忧郁的人，思念妻女的帕沙被掩埋在了着魔的安季波夫的心里。战争让无知、莽撞的人变得深沉，让任性、轻浮的人变为神情专注的学者（杜多罗夫），做学徒时挨打受骂的加利乌林凭着较高的官衔，与当年的工长胡多列耶夫调换了上下级的位置。仿佛世界一下子颠倒了过来，形成一种难以称之为更好抑或是更坏的局面，其中充满了矛盾和迷茫，正如俄国知识分子一直挥之不去的困惑。他们为改变国家做出努力与牺牲，却往往因为局势的莫测而陷入迷雾，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个人的独自活动，都是清醒而目标明确的，然而一旦被生活的洪流汇聚在一起，就变得混沌不清了。”即使是作为军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依旧对战争的血腥逻辑难以接受，枪炮造成的创伤是可怕的，令人不忍目睹的。置身之外的人可以也许可以客观从容的评价一场战争，一次历史事件，可身处其中的人却无时无刻不看到这里面的复杂多面性。就像战争爆发的犹太人居住区，社会上有人指责他们缺乏爱国心，可是当他们受到苛捐杂税的重压、忍受着侮辱和指责，爱国心绝不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果能在敌人那里受到尊敬，享受到权力，更又能从何处产生爱国心呢？

　　对于革命的态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态度一开始是积极的，“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战争是难以忍受的，截断了生存的脚步，革命却是让人警醒的，让生命重新奔腾起来。虽然他见到革命面临的艰难，却依旧对未来的将会到来的伟大结局充满希冀。他甚至为了让一切变得更好，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但是似乎一切都无能为力，当革命的热情逐渐平静下来，恶劣的生活条件又让他陷入困境。由于食物和用品奇缺，他不得不举家迁往西伯利亚。旅途中乘坐的那辆列车简直就是社会不同阶层的缩影，从有钱人、有头有脸的律师，到澡堂杂工、小商贩，甚至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每个人都有一段坎坷的故事，足以写成一本书。革命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中的理想形象也在一点点受到所见所闻的冲击。农民并非像他所认为的那样过上了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们不断闹事，反对白军，也反对红色分子，换句话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谁当政，他们想要的是没有政府干预的田园生活。在西伯利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红军的游击队俘虏成了随军医师，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两支军队的人从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并非是从报纸的消息上或者人们的闲谈中。这可比一战的战场要复杂的多，他们彼此相象，长在同一块土地，说着同样的语言，有些人甚至彼此相识，不同的理想将他们划进不同的阵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曾在交战后，发现两军的战士都在衣服里缝上了第九十一诗篇的诗句，据说可以有避免受到子弹伤害的效用。他们向同一个神明祈求平安，也许上帝都不知道该保佑谁了，于是他们都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献祭，他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难免两败俱伤。看着自己人之间的混战，医生的心里更不是滋味，枪毙叛乱分子，又一次交火，崩溃的士兵亲手杀死妻女以防遭到对方的凌辱。暴行与鲜血让他窒息、呕吐。摇曳浮动的白桦林纷纷倒下变成荒漠。

　　小说主人公对十月革命后一系列暴行的不满和困惑，引发了苏联政府、社会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攻，因为小说“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俄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也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看问题，这与俄国国内倡导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前提难免有矛盾之处。帕斯捷尔纳克就从关怀战争中的个人为出发点，关注人物的命运，眼睁睁地看着平静、无辜的生活落入每日的杀戮中。革命纵然是伟大的，但那些牺牲的人们呢？想到这里就不禁叫人颤抖。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如果斯特列里尼科夫再变成帕申卡•安季波夫，如果他不再发狂，不再暴动，如果时间倒流，如果在某个远方，世界的尽头，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地亮了，照亮了帕沙书桌上的书，我大概爬也要爬到那儿去。”这个坚强的女人只是在动荡年代渴望和平。

　　二、把花楸树的浆果抛向故土，那里有我的爱人

　　“可怜我吧，花楸树枝，美人儿花楸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堤上，杨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仍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俄罗斯民歌

　　在电影“征婚广告”里，约翰•库萨克扮演的杰克看了十几遍“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希望总有一次能看到在日瓦戈医生心脏病发作倒地的瞬间，走在前方毫不知情的拉拉能回头，不要让他在穷尽一生渴望的死后还觉得心中刺痛。

　　由大卫•里恩执导的这部改编自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影片，是当时好莱坞拍摄的一系列史诗电影的最后一部。此前备受赞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远大前程”、“雾都孤儿”等几部改编自名著的佳作，奠定了“日瓦戈医生”成功的基础，不论从画面构图到配乐都极具美感和异国情调。不过，仍旧很难说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光是对人物的塑造就难以让人信服。热情的帕沙，坚强骄傲的拉拉，踌躇满志的尤拉，从小说中到银幕上，他们的性格无一不被电影简单的脸谱化了：帕沙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一个不讨好的人物，他冷酷、一心只想着革命，这样似乎就让医生和拉拉的相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书中，帕沙从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无条件的崇拜她，为了她读大学，当教师，阅读大量书籍。后来去参军完全是出于知晓她的往事后，一直耿耿于怀，竟开始怀疑拉拉的感情。他试图通过参军干出一番大事业，以此来再次占据她的心。他的爱从未有一刻沉睡在大雪中，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也是为了让拉拉母女过上更好的日子，不再为以前的痛苦和仇恨难过。他和拉拉都为了对方不惜付出一切，只可惜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让他们相守，哪怕只是做一对平凡的夫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了解他们的爱，也尊重这份爱，这也是为何当最后两个男人能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谈论对拉拉的爱。对同一个女人无私的爱，让他们变得如此贴近。

　　好莱坞的很多作品中，为了衬托男女主角间的爱情，其他的配角难免成为了陪衬，而在小说中作者赋予每个人物一个生动鲜活的命运，被叔婶牺牲去服劳役的瓦夏，被不停征战折磨得身心憔悴的帕姆菲尔•帕雷赫（他后来杀死了妻女），队伍中那个巫婆一样的士兵妻子，这些人都影响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思想和生活。当然，整本书的容量很难强塞进短短三个小时的影片中，要有取舍，可重塑后的人物已然不是我在书中爱上的那些人了。拉拉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软弱，欲拒还迎，让她拿着枪射他的时候怎么看都有些矫情。拉拉面对这个男人是无惧的，因为自己的良心是清白的。她吸引科马罗夫斯基的正是其本人永远无法拥有的，那份心灵的澄澈之美，她是崇高的、纯洁的、无暇的，美得仿若夏日清晨的那股轻烟。她无法拆穿这个无耻的男人，又不愿意受到命运的无情践踏，毅然决然地搬出去谋生。而几年后那个圣诞夜晚上，她藏起手枪找科马罗夫斯基谈判，也是由于她不愿意一再接受别人的恩惠，决定独自闯荡生活，与往日的屈服于其权势的耻辱告别。那一枪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到了电影中，拉拉表现出来的反抗少了许多，反而突出了她禁不住科马罗夫斯基提供的那些诱惑，虽然这是个女孩子难免有的虚荣心，拍摄出来的效果却让人感觉过于突出了很多小说中一笔带过的东西。小说中在写到她被科马罗夫斯玷污的事情上，尽量隐讳，这就像是导演在处理一个人物杀人的场景——如果他想让观众对杀人者产生同情，他会尽量避免表现场面的血腥，而用其他镜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避免描写事件本身的过程，而是着重描述拉拉事后的痛苦和憎恶，显然就是希望读者同情她，了解她毫不情愿，她的耻辱和她的痛楚。可是，影片中导演不仅拍摄了科马罗夫斯基如何奸污了拉拉，还给拉拉被侮辱的同时用手揽着律师后背的一个特写（暗示她的屈从）。不仅如此，事后科马罗夫斯基还狠狠撂下话，别说你不享受！这都动摇了拉拉作为一个受害者，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件事中所处的立场，似乎她真的不知廉耻的享受其中。事实上，哪怕迟来的春天消融了冰雪，也无法温暖她那颗因受伤变得绝望冰冷的心。她经受着心中暴风骤雨的冲刷，沦陷在日复一日的噩梦中。但她绝没有因此而变得软弱可欺，关于科马罗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她的忍耐限度，她决定向命运发出挑战。当她不可避免的陷入这种危险的成人游戏，如果不选择投降，就得奋起反击——“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虽然最后她仍旧没能逃脱科马罗夫斯基给她带来的最终厄运，嫁给了他，也正是因为他的身份孤独地死在了集中营。但这不是屈服，不是放弃斗争，是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才选择的一条道路。从痛心于命运的无助女孩到展开翅膀翱翔在天空尽头的天使，她仍是那么娇小柔弱，只是稍稍触碰，就能感受到那股强大的火光与能量，让你带着一生的爱慕和悲伤把她镌刻在心。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之间生死永隔的爱情，曾感动了无数读者。电影正是以这段颇具话题的爱情为主题来进行拍摄的，别的人物和事件都为这段爱情让路，两位主人公各自爱人的不尽如人意、两人的一见钟情，实在符合一贯的罗曼蒂克的爱情逻辑，当男女主角相见，其他人都相形见绌，眼神交汇，世界都要为他们放慢脚步。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爱情相比之下，虽然戏剧性弱了很多，却更加深沉、隽永、忧伤。这就像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汹涌的情感所述那样：他竭力不去爱拉拉，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尤拉在结婚之前见过拉拉两次，直到一战时随军行医时才有更深的接触。一开始不是电光火石的爱情，只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她失去丈夫的同情和遇见故人的快乐。当妻子冬妮娅在信中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让本来毫无杂念的他深感受伤。同住在一个宅子里，他甚至不知道拉拉住在哪个房间。随着每日和拉拉接触，他就越希望能抹去她神态中的悒郁。在医生表白了此种心迹后，非但没让拉拉高兴，反而备感气恼，当场就断然拒绝，几天后就离开了住所。此后很久，他们的生活都没有交集。只是拉拉早已深深植入了医生的心中，回旋不去。不光因为她具有他梦寐以求的那种美，更是因为她从不炫耀自己的美，反而因此而惩罚自己。她做什么事情都尽善尽美，哪怕只是削一个马铃薯，翻阅一本书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比较过对于两个女人的爱，他爱冬妮娅，爱到崇拜的地步，他也爱拉拉。负罪感折磨他，让他几乎发疯。在他被游击队俘虏后，对冬妮娅剩下的更多是深深的愧疚。至于拉拉，他不敢想念拉拉，不敢呼唤她的名字，怕是连同灵魂一同呼出了体外。总有一种感情，不受人的左右，就像他经过拉拉的房子会禁不住颤抖，那不只是一件普通的破旧房间，而是一把打开心中思念的钥匙。他们不仅拥有相知的心灵，还怀着同样的厌恶令自己与世界隔离。在遭受命运一系列的磨难后，只有拉拉才能让他留下如此幸福的泪水。他们不仅相爱，还将这份爱延伸到冬妮娅和帕沙的身上。拉拉敬爱冬妮娅，尤拉尊敬帕沙。相爱的人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毫不自知。彼此的柔情让永恒的气息充满了短暂生活的片断，成为注定灭亡的疆土上傲立绽放的花楸树。他们“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

　　然后，他放开了拉拉的手，以便她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没有他的生活，她不可能过得更好。拉拉远去的马车拖着冬日的太阳下了山，再没有可能升起来。他的肘弯留着拉拉的气息，他的怀中，他的唇上都是属于拉拉的记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不悲叹自己的命运，正是这生活的暴风雨将拉拉冲到他的身边。他们相爱并非是为了情欲，而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两颗心在荒原上相遇，同样赤裸、孤独、无依无靠，他们不顾一切的相爱、哭泣、拥抱、分离，感情深邃到来世再次遇见还会因为前世的爱情而心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直到下一次、下一世的萍水相逢。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看不到图点这里：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377213/

　　一、太多暴力了

　　美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禁酒令时期，成为了好莱坞犯罪电影的灵感源头。第十八宪法修正案的一纸禁令让黑帮帮派嗅到了钞票的味道，以艾尔•卡彭为代表的犯罪组织从贩卖私酒中获得惊人利润，属于他的帝国由此逐渐建立起来。

　　由布莱恩•德•帕尔玛指导的“不可触犯”（The Untouchables 1987）把时代背景设在了禁酒末期的芝加哥，刚开始不久的经济大萧条已经初露狰狞，失业率持续攀升，大批失业民众需要靠救济过活，这也正是艾尔•卡彭的帝国金砖叠加到达顶峰的时期。艾尔•卡彭的金钱帝国曾经一度坚不可摧，他也被媒体称为芝加哥的“地下市长”，这个形象与“教父”中手握纽约五大地下集团的维托•考利昂有几分相似之处。考利昂属于西西里老式黑帮的做派，讲义气，有求必应，不空口许诺，不求回报或注重家世，不管求助者多贫穷只需要对方宣布对他的友谊，“考利昂老头子也会把那个人的苦恼放在心上”，不过他也有权力随时找对方做些什么来抵偿这价值不菲的人情债。艾尔•卡彭虽说不是西西里人，手下却操控着芝加哥的意大利黑帮，他能从一个无名小辈到接过强尼•托里奥手中的这个帝国，并在很长时间内让政府找不出任何犯罪破绽，靠的是智慧、勇气和必要时的心狠手辣，他也讲究意气，扶弱济贫，他的奋斗史甚至成为一些年轻人心中的“美国梦”。法律虽然是为了维护正义和秩序而设定，但在那个时代，庞大的幕后交易让法庭的公正尽失，难寻公道天理。卡彭以近乎无所不能的影响力和正义感让人认为，在警察腐败，政府无能的社会中，只有黑帮才能帮人们找回正义。不过，正像马里奥•佐普在《教父》开篇引用的巴尔扎克的那句话：“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在他们的权力和金钱背后，掩盖的鲜血与暴力是无法估量的，也是大众看不到的。影片力图重现卡彭宅邸的穷奢极侈，金碧辉煌，可以媲美路易十四的宫殿，每个角落都整洁利落，而垫在这金砖银瓦下的是那些被压榨的人，赌桌下破碎的家庭和倒在走私交战中的尸体。卡彭是帝国之君，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历来以一人的价值观和正义感来判别攸关道德对错、生死存亡的问题，就充满了争论与不可避免的有失公允，于是就难免成为一种不公正，一种专制独裁。影片的一开场，就让人感到了卡彭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与不可动摇的权威：他躺在椅子上，布满横肉的脸上涂上了泡沫剃须膏，侍从和一群记者站在一旁静候剃须膏冷却，镜头俯视着这个霸气十足的男人，慢慢靠近他，小心翼翼注视着他脸上抖动着的盛气凌人与志得意满，令人不寒而栗。

　　“太多暴力了。”这是财政部探员艾利特•尼斯在法庭上扳倒卡彭后发出的感叹。当他决定对卡彭发出挑战时，凭借的是一腔热血，作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他的朋友兼导师吉姆•马隆当初指导他如何对付卡彭时就说过，这场仗一旦开始就没有停下来的余地，卡彭用刀你就要用枪，他杀了你的人，你也要回敬回去。那时候，尼斯还是个毛头小子，有些笨拙、古板，容易冲动，没想过自己将面对如何一场血雨腥风，他还非常天真地发誓要用尽一切合法的手段对付卡彭。禁酒令时期，私酒贩卖异常猖狂，想要喝酒的人在地下酒吧就能很容易解渴，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都一边给禁酒投票一边保持白宫私酒的存量，从法官到警察，执法人员收受贿赂、私下里偷喝两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少人像尼斯这样洁身自好，他认为喝两口确实无伤大雅，但是作为执法人员就要以身作则。同样，尼斯并不愿意以暴制暴，但是当他把卡彭的杀手推下楼顶时，这是暴力的滥用还是对于暴力的一种终结呢？

　　谈及暴力，萨特认为不该“笼统而抽象地谴责暴力。因为在今天离开了暴力便会一事无成，因为一切都成了暴力。”这句话用在当年黑帮横行的芝加哥十分贴切，一个装备简陋的和平主义者想要走到街上和暴力分子对峙无异于送死，得首先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才谈得上反抗暴力。这么一来，“问题不在于谴责所有的暴力，而只是谴责那些滥用的暴力”。在卡彭处世法则里，说客套话加上枪支比只说客套话有用。这句笑谈体现了在他心中暴力的地位，能让他如此看重暴力的原因还是随之而来的权力与金钱。尼斯在边境打击贩卖私酒的枪战中获得了胜利，却悲愤地吼着：“这算是什么游戏吗？！”由卡彭控制下的“和平”是以暴力维持的 “和平”，让人齿冷的不是他贩卖了多少私酒，挥霍了多少金钱，而是人们竟然都甘愿臣服于这种暴力制造的“和平”下不愿反抗。各国的禁酒令一直就充满了争议，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党派间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做的表面功夫，未曾想弊病重重，为紊乱的社会秩序雪上加霜，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政府腐败猖獗、经济损失严重、因醉酒导致的意外有增无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无疑是一条恶法。质疑它、声讨它、甚至反对它都是值得称赞的，可像卡彭用贩卖私酒这种挑战它的方式绝不能达到改变现状的目的。有问题的法规条例可以通过正当途径争取得以纠正，可用触犯法律的方式质疑对法律权威却可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安全的基础地位一旦被动摇，暴力就将冒着正义之名篡夺其位。苏格拉底曾因不信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被判死刑，虽然他深知判决的不公正性，却仍慷慨赴死，为的是维护法律的权威，而非承认判决的合理。

　　尼斯反抗卡彭，也不是简单的捣烂几瓶私酒，而是重新树立法律的权威，击垮以卡彭为首的暴力哲学。萨特认为作家必须避免让责任变成犯罪，“也就是使后代的五十年之后不能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场世界性灾难的来临，可他们却沉默不语。”当大多数官员面对低靡的经济和黑帮的暴力，都采取沉默的态度时，艾利特•尼斯站了出来。萨特的话和尼斯的做法在很多人眼中难免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但当这些看似不可能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们便成为了被时代铭记的人。

　　二、从恐怖悬疑到街头黑帮的布莱恩•德•帕尔玛

　　艾尔•卡彭作为一个传奇式的罪犯，影响力延续至今，以至建筑师亚历山大•戈林说到芝加哥糟糕的治安时表示：“芝加哥仍然活在艾尔•卡彭的时代”。把他的事迹搬上银幕对于电影导演来说绝对是个有挑战性的工作。霍华德•霍克斯在1932年，卡彭刚因为逃税被逮捕后，拍摄了以他的生平为蓝本的“疤面人”（Scarface）。据传闻电影在拍摄前，剧本经过了卡彭的审阅才得以继续拍摄，而卡彭对拍出来的效果非常满意，特意留了一份拷贝。五十年后，布莱恩•德•帕尔玛再次让大名鼎鼎的“疤面人”重出大银幕，打造了另一部经典。影片发挥了帕尔玛浓烈的镜头风格，将卡彭坎坷的人生，暴力和极具人性的复杂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阿尔•帕西诺更是将卡彭演绎成了一代恶棍英雄，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偶像。到了“不可触犯”中，帕尔玛对卡彭塑造，根据剧情的需要，从枭雄变成了真正的恶棍，对他批判的程度更重些。因为卡彭只是那个黑暗时代“恶势力”的一个缩影，导演要表现的是以艾利特•尼斯为首的四位探员面对庞大恶势力不可触犯、不可动摇、不可收买的精神。

　　帕尔玛坦言拍这部突破风格的主流大制作影片是因为没钱了，之前两部作品的票房和评论均差强人意，他只得拍一部商业片来为之后能拍喜欢的题材赚钱。帕尔玛一直都是以拍悬疑惊悚片为人称道，七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精彩的作品，其中不乏经典：“奇胎怪案”（Sisters 1973）中讲述了连体双胞胎痛苦的感情世界，以及这种痛苦带来的惨剧；将《歌剧院幽灵》的经典故事重新披上了喧闹华丽的摇滚外衣的“魅影歌声” （Phantom of the Paradise 1974）；把中学生的成长烦恼打造成恐怖经典的“魔女嘉莉”（Carrie 1976）；还有就是将欲望、悬念、恐怖完美结合的“剃刀边缘”（Dressed to Kill 1980）。他非常喜欢学习希区柯克的手法，在自己的影片中用“帕尔玛的方式”演绎出来。帕尔玛也从不讳言自己喜欢从大师的影片中获得灵感，他会加入自己的理解，让这种方式自成一格。“剃刀边缘”中他就“借”来了“惊魂记”中的浴室杀人场景，变本加厉地再次惊吓了观众。“魔女嘉莉”也借用了希区柯克的浴室场景还有影片的配乐灵感，稍作变动，便大有不同。他学习的不仅仅是悬疑大师的布景、手法、配乐，最重要的是对电影精益求精的态度。“不可触犯”戏中高潮的一场火车站楼梯间的枪战戏，其手法就是来自爱森斯坦执导的“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一架婴儿车从楼梯上滑落下去，尼斯既要追捕被黑帮杀手层层保护的证人，又要在枪林弹雨中保护躺在婴儿车中的孩子。帕尔玛运用了更多的摄像机从不同角度拍摄这场戏，画面的层次更为丰富复杂，慢镜头更增加了观众的紧张感，背景声音过滤掉了杂音，只剩下枪声与八音盒中安详温馨的音乐，与现实的紧张感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增加了整个画面的张力。

　　“不可触犯”的故事来自在电视上播放三十年的剧集，到了电影中探员中的主要人物被削减成了四人，他们都个性鲜明，极具人格魅力：笨拙富有正义感的财政部探员尼斯，沉稳老练的巡警马隆，开朗的矮个儿会计师奥斯卡•华莱士，急性子神枪手乔治•斯通。就是这么一群街上抓来的“路人甲”、“局外人”，被卡彭不放在眼里的“乌合之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最终将他送进了监狱。当然，他们也不是完人，也受到了挫折，想过要放弃，面临过生死绝境。尼斯在至交友人一个个牺牲后，经历了巨大的精神落差与成长，在审判卡彭的法庭上顶住压力，扭转了劣势。马隆是尼斯的友人与导师，总是提点他、鞭策他，而他似乎对各种政治斗争，人性弱点都了若指掌。而他却只是个不起眼的巡警。在“虎胆龙威”中也同样有这样一个巡警的角色，做了几十年巡警，比很多高级官员对罪犯的判断更加准确。于理，巡警接触的人群更广泛，又看尽了官场的斗争，因为职位的低下可以免于卷入其中；于情，他们更贴近观众，更平凡，更真实，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这样的角色已经成为大片套路的一个模式，帕尔玛用在影片中让人很容易担心流于俗套。不过，肖恩•康纳利的出演让人们消除了大部分的疑虑，能把“007”那么俗套那么大众的角色演得备受喜爱、深入人心，全靠的是温文优雅英伦风范和大局在握的个人魅力。他让马隆成为了少年们心中的偶像，谁都想遇到马隆这样的导师，被他一遍遍地问：“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周星驰在“功夫”中对马隆死去场面的致敬就透露了少年时代的心声。场景的精心设计和幽默精炼的台词，也让马隆这个角色更具魅力。马隆与尼斯在教堂中那场对话，是全片的关键，就是那场谈话坚定了尼斯打击卡彭的信心，才有后来的一系列战斗。镜头仰视着对话的两个人，前景是被放大的两双手，中景是交谈中的二人，远景是教堂屋顶带有宗教色彩的彩色图案。导演精心营造这个氛围，就是想让画面呈现出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创造亚当》中，上帝和亚当手指尖碰撞的火花。为了提升电影的空间感，影片还有一段在郊野枪战的场面，从约翰•福特的西部片中汲取了灵感，让几个策马飞驰的男人有种超现实英雄的气概。

　　帕尔玛以往电影中的一大特色就是从不吝惜对血的运用。不管是“奇胎怪案”中丹尼尔杀死黑人时四溅的血浆，在舞会上被恶作剧地淋满猪血的“魔女嘉莉”，还是“剃刀边缘”中惨死于电梯的凯特，那些飞溅四壁的血液都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些场景中，导演追求的是视觉冲击的恐怖效果。到了这部影片中，奥斯卡•华莱士被卡彭的手下射杀于电梯中，帕尔玛反而收敛了血浆的运用，因为这里烘托的是奥斯卡牺牲的悲伤情绪，他被挂在电梯的一角，墙壁上用鲜血大大地写着 “Touchabale”，卑劣地嘲笑和恫吓探员们也是可以动摇，可以触碰的。此情此景激发的不仅仅是尼斯的愤怒和悲痛，也让观众深感震怒。连饰演奥斯卡的演员都说，当肖恩•康纳利扮演的马隆把他从钩子上抱下来的时候，自己都感动得差点哭出来。从演员到观众，无不被这一景象深深触动。

　　说到帕尔玛擅长的两种拍摄手法，一定是“隐蔽式”和“阻止式”。“隐蔽式”是让摄像机跟着某人行动，从某个影片人物的视觉角度来拍摄，可以制造紧张的气氛，让观众有置身事中的恐怖感。“剃刀边缘”中就有大量的“隐蔽式”镜头。马隆在家中被杀手伏击的一场戏也运用了此种手法。“阻止式”是导演用镜头告诉观众角色将要做什么，当观众等待这件事情发生时，却发现事情受阻。让观众产生一种焦虑感。那段仿效敖德萨阶梯的枪战戏中就有这样的镜头，在“魔女嘉莉”的高潮部分也能看到这种一气呵成的效果。

　　*莫里康内的音乐

　　说到影片的经典之处，就绝对不能不提到意大利作曲家埃里奥•莫里康内对于电影的贡献。他的音乐总能对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有时甚至音乐比电影本身更受欢迎。绝对可以为了听他的音乐去看一部电影。莫里康内的配乐包含多种性格不同的乐器，可以演绎西部牛仔的狂放不羁（荒野大镖客）；也能细腻的描绘西西里海岛上那个孤独女人的身影（玛莲娜）；还能将时光倒流回忆电影院中的童年（天堂电影院）。他为“不可触犯”所作的配乐，绝对让这部电影在众多黑帮片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是主题音乐的响起为影片制造了第一个高潮，让几个探员冲进私酒制造厂变得气势恢宏，为这第一次的胜利而倍感振奋。由短小的动机连缀形成的旋律逐步发展形成乐曲的高潮，让人随着旋律热血沸腾，用主演演员之一的话来说就是“飘飘欲仙”。莫里康内为卡彭设计的音乐是慵懒奢靡的，带有爵士乐的味道，但其中节奏鲜明的架子鼓又表现出了卡彭不容置疑的权力。当卡彭受到了尼斯等一行人的打击，虽然脸上还强撑着笑容，说着嘲讽的话语，还是那种慵懒奢靡的爵士乐，音乐中却少了架子鼓，一下子泄露了他措手不及的仓惶。也是莫里康内坚持在“敖德萨阶梯”枪战中坚持用婴儿的八音盒作为唯一的配乐，给影片倍添神采。

　　再有就是在马隆去世那个感人的场景中，背景音乐用了列昂卡瓦罗的歌剧《丑角》（I Pagliacci）中一曲悲泣的咏叹调《粉墨登场》（Put on your costume）。歌曲表达了巡回剧团团长卡尼欧被妻子背弃的伤痛、孤独，以及为了接下来还要强装笑脸登台表演掩饰心碎的复杂心境。“把你的眼泪和痛苦当玩笑，扮一个鬼脸来遮盖你的苦恼，笑吧，啊小丑，笑你破碎的爱情，笑你的泪，哪怕你心都碎了。”卡彭正好在剧院观看这出剧，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所谓“故事内的”声音（剧中人能听到的声音），他一边为剧中的人物哭泣一边为得知马隆已死的消息掩饰不住抽动的狞笑，复杂的心情与剧中人不谋而合，却形成了对卡彭的一种讽刺效果。当画面切换到身负重伤还在奋力抗争的马隆，同一曲咏叹调就变成了“故事外的”声音（剧中人听不到的声音），用在这里却是在通过音乐宣泄对马隆将死的一种难言悲伤。同一首乐曲在不同的场景切换中，却展示了人物们不同的心态与导演对于人物的不同态度，正可谓故事与配乐完美结合的范本。

　　不只有莫里康内这样的配乐大师，影片还请来阿玛尼设计服装，从各个细节保证了电影的完美与精致。千万不要觉得这又是一个黑帮片而嗤之以鼻，用帕尔玛的话来说，“邪不胜正”是永恒的主题，黑帮、枪战、悬念，只要拍得好，有创新，观众总会热情高涨。就让这正义的宣言穿越大海和陆地，抵达每个人的心中。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看不到图片点这里：http://www.mtime.com/my/LadyInSatin/blog/1320446/